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院长)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1952年调离，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这19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马衡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

    一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上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马衡先生积极参加了博物院的肇建工作，为捍卫和保存这个新生的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他担任古物馆负责人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24年9月，爱国将领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临时执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煜瀛为委员长，决定延揽学者专家，点查古物，筹办博物院，以为学术公开张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的马衡先生，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1924年12月23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顶着段祺瑞执政府要求停止点查的命令而执行乾清宫点查，这是该会第一次实施故宫文物清理。档案中保存的这一天的点查组名单中，马衡赫然在列，而后他几乎天天到会入组。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成立，业务部门分古物、图书两馆，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与张继任副馆长。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第一任理事会设理事9人，李煜瀛为理事长，马衡与黄郛、卢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沈兼士、袁同礼等为理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扰，加上时局动荡，经费困绌，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故宫博物院，包括马衡在内的院内外进步人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氏“为国务所羁，不能亲来”，便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肖瑜、吴瀛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

    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渴望各项工作走向正常发展，国府委员经亨颐却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而国民政府竟通过了经亨颐的这一荒唐提案。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震惊和气愤，决定分头筹划对策。北平方面，由代表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等五人于7月8日拟写了传单，将故宫博物院创建经过、建院的必要性及经亨颐提案之不当等情况陈述于国人面前，并于7月9日借招待北平及各地来平的军政要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邵力子、李济深、吴稚晖、张群等到院参观之机，将传单发给他们，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传单中说：“无论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一所议实行，则我国数千年文物，不散于军阀横恣之手，而丧于我国民政府光复故物之后，不幸使反动分子、清室余孽、当时横加非议者，今乃振振有辞;同人等声誉辛苦，固不足惜，我国民政府其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拟请讯电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不胜万幸!”在南京的张继呈文批驳经的谬论，易培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经过共同努力，经的提案被否决，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业务部门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易兼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任副馆长。国民政府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组织条例》，理事会为院中事务最高监督机构，并任命了第一届37名包括党、政、军、文化、宗教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理事会理事，马衡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在马衡先生接任院长之前，就一直是博物院的中坚，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院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数年间，他具体负责的古物馆的工作，更是有声有色。古物馆虽先后俱是易培基任馆长，1927年11月江庸也任过馆长，但主要担子还是落在了马衡的身上。古物馆实际上是宫廷珍宝库，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马衡先生对古物馆内机构的设置、业务的划分等，都有周密的考虑。依文物性质，馆内又设立了书画(书画碑帖)、金石(铜器、玉器、石器等及各种文具)、陶瓷(瓷器、珐琅器、玻璃料器等)、织绣(织绣品及其材料)、雕嵌(雕刻或雕嵌之牙骨竹木漆等器)、杂品等六个部，主要业务为登录、编撰、流传、展览、典藏、装潢等方面。马衡还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对本馆九课分掌事务作了详细规定。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整理、传拓、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后又装箱南运文物，尽职尽责，马衡先生在其中不仅发挥了其熟悉古物的优势，而且展现了善于组织管理的卓越才能和细致、缜密、务实的工作作风。

    1.陈列展览。在各界人士捐资支持下，古物馆在内东路、内西路各宫次第成立各专门陈列室。1932年已达26处。其中主要有：钟粹宫前殿的“宋元明书画专门陈列”，后殿的“扇画、成扇专门陈列”;景阳宫前后殿的“宋元明瓷器专门陈列”;承乾宫的“清瓷专门陈列”;景仁宫前殿的“古铜器专门陈列”;斋宫前殿的“玉器专门陈列”;咸福宫的“乾隆珍赏物陈列”等等。此外，还保持、充实和改善建院初期在中路乾清门至坤宁门四周廊庑开辟的象牙、玛瑙、珐琅、景泰蓝、雕漆、如意、文具等工艺美术类文物的专题专项陈列。这些展览吸引了众多游客，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古物的继续清点和整理。这是故宫博物院当时的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对于点查完竣的宫殿与文物，除有历史意义的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外，凡与朝廷典制无关或不甚重要的配殿，均予整理装修，辟为文物陈列室。原贮放其间的文物，则进行集中，再分类整理。古物馆的工作量最大。例如提取乾清宫瓷铜玉器、慈宁宫牙骨器、斋宫等处书画、养心殿珐琅器、端凝殿古月轩瓷器等到古物馆，分类登记、整理，移送库房收贮。同时还开始了文物审查与鉴定工作。聘请专家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从事鉴定，主要鉴别文物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时代、判别文物真伪。古物馆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三个审查委员会，马衡亲自主持铜器审查。这是对院藏文物的第一次审查鉴定，也是文物保管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开端。经过审查鉴定的文物，虽只有一小部分，贡献却很大，后来文物南迁，运走的主要是当时审定过的精品。为了保护文物，古物馆1931年设立了裱画室，对受损的书画进行修裱抢救，并制订了20条《书画装裱规则》;对损坏的存放文物的木座、木匣，也先后雇用工匠来院修理或修补。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为文物的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古物的传拓刊印。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各种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的规则，对于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纸墨的收发注销、拓工工作的监视以及出品拓片的印鉴登记等一切手续，都有严格的规定。凡是经过审定有价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从1929年到1932年，传拓达上百种，包括散氏盘、嘉量及宗周钟等。还把藏有秦汉铜印1000余方的“金薤留珍”钤成印谱出售，由马衡等四人负责钤盖工作。为了刊印书画铜瓷等古物，古物馆1928年初就创设照相室，改建玻璃室、暗室，为古器物摄影，出版了多种专辑图录。仅《故宫书画集》就出了47期。这些古器物的传拓刊印，不仅使宫廷珍宝更多地为世人所了解，同时对解决博物院的经费困难也不无小补。

    4.古物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鉴于时局不断恶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图书、文献、古物三馆，装箱难度大不相同，最难的是古物馆。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碎，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极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在马衡先生领导下，古物馆的同仁积极想办法，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了任务。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2631箱，63735件，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对石鼓的装运，更是渗透了马衡先生的心血。石鼓是人人都知道的国宝，原存于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10个石鼓，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会落下来。马衡先生负责石鼓的迁运，并认真研究装运的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了这件事：“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新的伤损。文物南迁分五批进行，第二批迁运由马衡先生押运。

    二

    马衡先生1933年7月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次年4月实授院长。他是因易培基院长被诬盗宝而被迫辞职后上任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是令社会关注并为一些人所觊觎的职务。但等待马衡先生的却是沉重的担子。此时文物南迁基本告一段落，文物的整理、存储为首要任务;八年抗战中，南迁文物又在西南后方辗转疏散，备受艰难。从1933年后半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12年中，马衡先生带领故宫同仁，在社会有关方面有力支持下，为保护文物安全竭尽心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对故宫博物院留平文物的清点及南迁运沪文物的点收，是马衡就任代理院长后所着重抓的一项工作。1934年1月行政院就做出了这项决定，由于亲自参加并深入了解故宫博物院10年来文物的清理及保管状况，马衡先生对这一基础性建设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正如他1934年6月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说：“院中最困难问题，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盖十年以来，半在风雨飘摇之中，点查则本甚粗疏，整理亦仅及局部，保管更责任难专;非有根本改进之决心，难树永久不拔之基础。譬之故家田产，略无统计，试询其子姓以田亩四至，率茫然不能置对，乃欲责其管理难矣。”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制定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出组规则”;各馆处科组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办事细则;组成了“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开始对全院文物进行认真的分类、整理、编目，并办理文物审查。为协助文物审查工作，还颁布了“专门委员会设立章程”，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以及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委员会，由马衡院长聘任专家学者为委员，其中特约专门委员13人，通信专门委员52人，都是各有关专业领域的翘楚。

    运沪文物的点查，从1934年1月开始，1937年6月完成。这些文物自北平装箱运出时，清册上只记了品名与件数，没有编造详细清册。这次点收则是按箱登记，核对检验，铜器、玉器、牙器，都要记明重量。瓷器，还要标明颜色、尺寸(包括口径、底径、腹围、深度等)、款式，有无损伤，巨细靡遗。点查同时，又按照马衡院长制定的“全材宏伟”、“沪上寓公”八字，分别重造三馆一处南迁文物的编号与箱号。点验过的文物全部钤盖上“教育部点验之章”。此外，又将每日点查结果汇集整理，定名为“存沪文物点收清册”，并油印装订，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著录。

    故宫本院留存文物的点查，于1935年7月全面开始，1936年10月结束。点查仍按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规定为依据，仅登录品名及件数而没有详细登记，一是考虑文物数量大，来不及细查;二是考虑需要日后进一步对全部文物分类整理编目。因此只着重于首先点清留院文物品名、数量，其他工作留待以后再做。这次点查成果也颇丰，凡清室善后委员会于仓促中遗漏者，或载于清室旧目从未发现者，皆逐件检出，并予以补号登录。

    与此同时，马衡院长亦为建立南迁文物的保存库呼吁努力。1935年4月，成立了由马衡院长及当时的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组成的“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推动设立南京分院。1936年3月，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动工，8月完工。这座三层的钢骨水泥建筑，存放着从上海转迁的故宫文物。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马衡院长雄心勃勃，决心在此多干一些事：立即准备修葺朝天宫大成殿、崇圣殿等处，决定一一辟为陈列室，同时计划添置陈列柜，调节照明设备，定做文物储藏柜，进行藏品编目工作等等。但这些工作没来得及进行，南京分院成立后历时仅半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便奉命向西南后方疏散，或称“西迁”，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一迁又是八年。这八年中故宫同仁以储藏整理、保护文物完整为首务，尽管备尝艰难，险象环生，有的工作人员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人们无怨无悔，忠于职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自己所承担的神圣责任的深刻认识。正如马衡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马衡院长在这八年中策划调度，鞠躬尽瘁，功莫大焉。

    南迁文物的西迁，是分三批进行的。第一批西迁文物共80箱，多是参加过在英国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文物中的精华。1937年8月由南京经汉口始迁长沙，后又转移贵阳、安顺，1944年12月迁到四川巴县。因为开始是向南转移，又称为南路。第二批文物9331箱(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处文物精品)，又分两次运出，从1937年11月开始，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年9月运抵四川乐山县。这批文物因是沿长江而上到重庆的，所以又称为中路。第三批文物7288箱，1937年11月开始，分三次运往陕西宝鸡，后又经汉中、成都，1939年6月全部运到四川峨眉县。由于这批文物是从南京向北经陇海路转运到陕西的，所以又称北路。这批文物的第一次转运，押运人员为马院长的长公子马彦祥，因当时故宫人手不敷，临时请其协助。文物西迁后，随同西迁文物到后方的工作人员，分散在各个文物存放处，负责文物的日常保管与维护工作。在重庆设立总办事处，由马衡院长率领一部分人驻守，进行统一调度与安排。

    在文物疏散过程中，行政院只是提出文物储放的大致地区，具体的地点则由马衡院长通过实地考察来选择、确定。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他即赴长沙视察，作出了在湖南大学后方岳麓山爱晚亭侧开凿山洞以存贮文物的决定。山洞按期凿成后，因形势骤变，又奉令将这批文物运往贵阳。运到贵阳的文物，开始在北门内租屋存储。后马衡院长亲往贵阳视察，觉得不够安全，最安全的是山洞，但凡山洞无有不潮湿的，费了七八天工夫，看了几十处山洞，才知道洞口轩敞的，潮湿程度比较好些。结果在安顺县南门外五里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外还有庙，有公路直达洞口，是比较理想的地方。便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内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泻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第二批运往重庆的文物，末批尚未到达，行政院命令限期把存渝文物及正自北路运往成都的文物运出重庆与成都，另外觅地贮存。马衡院长即与押运文物来渝的院里同仁，到重庆以西各县寻找贮存地点。最后将存渝文物疏散到距乐山县城20里的安谷乡,择定大佛寺及六姓宗祠为存储仓库。第三批文物从陕西宝鸡到汉中后，敌机轰炸汉中机场，为避空袭，保证文物安全，马衡院长亲自赶到成都，选定东门内大慈寺为仓库，把汉中文物迁存于此。后根据行政院把运到成都的文物运出成都的命令，又决定迁移峨眉县，存在县城西门外武庙及东门外大佛寺一带。1938年9月，马衡院长又同故宫理事李济先生赴汉中，调查文物迁运及保管状况。路途险阻，因桥梁断了，在广元就呆了好几天。正是这种切切实实、不惮劳苦的作风，才使西迁文物找到了较好的存放地。

    对于文物的妥善保管，马衡院长更是时刻注意，以求万无一失。这里仅以他在1944年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报告为例，可见当时的工作状况。他说：“本院战时业务首在保持文物之完整，举凡库防戒备、庋藏保管、翻检整理诸端，经逐年规划，时加改善，已臻周密，无虞疏失。对于工作之进度，尤无时不在讲求效绩。盖自七七事变以后，本院留用员额仅及战前之半，而事务之繁杂转重于昔，已非通力合作人尽其用，无以竟其事功。故一般从业人员担负工作已颇相当繁重，绝鲜冗散不力之病。近年又经设置专理人事机构考核课功，益加严密认真，同时厉行奖惩，鼓励自奋，竞求进步，效绩颇彰。”话似平常，但包含了马衡院长的诸多苦辛。处境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既有保管上的困难，又有经费上的不足。“特西迁物品，现皆散置川黔各库，为数极多，除陶瓷铜玉以外，余皆楮素之质，霉蠹堪虞。西南气候郁蒸，鼠蚁之患尤甚他处，管理偶不经心，即有损毁之虑。必须经常不断检视翻晒，清理整治，始能策其完整。工作繁重不言可喻，且本院人员经费，早经大量紧缩削减，左支右绌，久苦不克，时有顾此失彼之虞”。据当时随文物西迁的那志良先生回忆，他在峨眉保管文物时，因薪水汇不回去，家在北平，生计成了问题，他便写信给马院长，要求回北平。马院长给那回了信，说无论如何不能去。马说他已写信回北平，叫张处长(张庭济，故宫总务处长)把他家里的东西，尽量出售，卖得钱，悉数给那家中使用，叫那安心做事。那说：“院长这样对我，我怎好执意回去!”

    这是中国人民保护珍贵历史文物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九千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惟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被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对于马衡院长在抗日战争中保护文物的功绩，郭沫若先生有一段恰当的论述。他说“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故宫博物院文物存沪及安顺期间，还多次举办国

    内外文物展览，尽量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国外展览有两次。第一次是1935年，从存沪文物中选择铜器、书画、漆器、织绣、玉器、景泰蓝、家具、文具等各类文物735件，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历史文物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首次出国展览。从1935年11月至次年5月，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出版了英文版展品目录及图录，皇家艺术学院又举办过20多次有关中国艺术品的讲演会。参观者逾42万，蔚为英国国际艺术展览史上一大盛事。有力地宣传了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第二次是1939年，故宫又以100件珍贵文物参加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展出，同时展出苏联国内收藏家收藏的中国艺术品1500多件。1940年1月，展览会于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后又到列宁格勒展出，1941年6月苏联参加英美同盟，向德宣战，为保障文物安全，乃提早结束列宁格勒的展出，一年后运回国内。在国内，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也曾多次举办故宫博物院文物展览，如1937年3月以396件展品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12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书画展览，1946年4月在贵阳贵州艺术馆举办书画展等。这一系列活动，如马衡先生所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衡院长领导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组织西迁文物东归，接收流散文物，并顺应历史潮流，依靠进步职工，使南京政府空运北平本院文物珍品去台湾的妄想落空，拒绝了要其赴台的电令，毅然选择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衡院长又做了许多颇有成效的工作，使故宫博物院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

    北平本院的复原是整个复原工作中的重要部分。沦陷初期的故宫博物院曾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现状，请示机宜。1937年11月，行政院训令寄到故宫博物院，要求留平职工“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当时，马衡院长及院内一些主要人员大部分离平，或南下，或转往他处，院内工作则由总务处处长张廷济负责维持。留守职工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苦撑了八年。抗战胜利，北平地区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就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本院方面的复原工作，本应由马衡院长主持，由于马院长要在重庆筹组西迁文物东归，一时不能返平，就委托文献馆馆长、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会同留守北平的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廷济负责办理交接事宜。接收工作进展顺利。院里职员，十之八九为抗战前的旧人，全部留任，只有伪院长及少数敌伪派驻的高级职员免职。机构设置仍如旧制。马衡院长、各馆馆长、总务处长，都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接管古物陈列所也是抗战复原中的一件重要工作。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占有故宫外朝的几个主要宫殿，故宫博物院只占用内廷部分。1930年10月，易培基院长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的议案，并以理事蒋中正领衔呈送国民政府，当即得到行政院的批准，同意将设立在紫禁城外朝的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等计划，后因有人对合并提出不同意见，以及东北沦陷，时局不宁，合并工作一直未能完成。1946年12月，南京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古物陈列所合并到故宫博物院。整个接交工作于1949年3月完成，《完整故宫保管计划》终于实现，故宫作为一个整体由故宫博物院管理。

    正像当年精心策划把南迁文物运往西南一样，马衡院长又忙于筹办这些文物的出川东归。比较起来，没有了战火，则容易得多。早在1946年1月以后，这些在四川三地储藏的故宫文物就分头集中到重庆，到1947年年底以前全部运回了南京。但碰到的困难也不少，即如石鼓，在重庆本拟用船运输，因太重改装10辆汽车从陆路出发，原拟取道川、湘、赣、皖、苏公路直达南京，但因很多地段公路损坏，桥梁失修，途中甚至两次翻车，加之汽车又大都破旧不堪，行车速度极慢，车到南昌后不得不改去水路，从南昌转道九江用船装运，在九江又等了24天才租到船只，到南京已用了将近两个月。

    故宫博物院此时还陆续接管和收购了许多散失在外的故宫旧有文物和物品，接收了一批私人收藏家捐献的文物，其中不少是具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品。有天津溥仪旧宅留的文物及天津溥修宅中留有的溥仪物品，合计1307件;有北平清宗人府余存的834册玉牒、册簿等，陈仲恕收存的501件汉印，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友谊会的741件古物图书，存素堂的3319件丝绣、铜器、玉器、象牙、书画等文物。接收个人捐献的，主要有郭葆昌的“郭瓷”和杨宁史的“杨铜”。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对瓷器以“精鉴别，富收藏”闻名中外，他收藏的瓷器、书画都极精良，曾任故宫博物院陶瓷、书画审查委员，于抗战期间去世，藏瓷为其子女数人所有。马衡先生很重视这批瓷器，他对去平津地区清理文物的王世襄先生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京要注意这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王世襄先生费了好多周折，终于使427件珍贵瓷器入藏故宫博物院。杨宁史是德国侨商禅臣洋行经理，在北平沦陷期间从市肆收购了古铜器、兵器240余件，多是当时河南等地出土的，藏于东交民巷瑞典百利公司。杨铜中有极为重要的器物，如经唐兰先生定名为宴乐渔猎攻战纹的战国铜壶，商饕餮纹大钺及鼎、卣、爵杯、玉柄钺等，艺术价值极高。杨宁史1946年将这批文物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还特为他辟专室进行展览。马衡先生于1946年7月3日从南京回北平，到后立即去库房观看这两批新入藏的文物。

    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还参加了南京有关方面举办的展览。在参加1946年10月教育部举办的“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京沪名人私人藏品展览”时，马衡院长表现出的可贵的职业责任感，令人称道。当时，教育部要故宫选新入藏的文物若干件参加展出。马衡院长和故宫人员从“杨铜”陈列室中选了几十件精品参加。展览期间，傅斯年、李济等来参观，盛赞“杨铜”中的宴乐渔猎壶，认为花纹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的生活，是其他青铜器所没有的。他们提出将这批青铜器暂留南京，把花纹器形拓完一份后再送回北京。李济先生时为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又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与马衡先生同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傅斯年先生更是他的老熟人。但马先生不顾情面，当面婉言谢绝。他说，这些铜器是从新辟的杨铜专室中提出的。因精品已去，北京的陈列室只得暂时关闭，如留在此处传拓，陈列室开放延期，观众会有意见。他马上叫随行的王世襄把带去的几份拓片，包括铜壶的花纹展开图送给李济，以免他们再提出要求。事后，马先生对王世襄说，铜器留在此处，夜长梦多，说不定他们要打什么主意，还是早送回去为妙。笔者曾专访过王世襄先生，王先生对马衡先生离开北平时要求把参展铜器拓印一份的决定十分叹服，认为马先生很细心，料事如神。

    1948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行将解放东北全境，全国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理事王士杰、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在南京开会决定，把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运往台湾。行政院又函电马衡院长启程赴京，并嘱选择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与南京分院的文物一同迁往台湾。当时马衡先生在解放区的亲属，通过地下党组织和他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尽可能使北平文物的空运不能成为事实。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马衡始终是无党无派的。在这重要关头，他作出了保护国宝、拒绝赴台的决定。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他一贯以研究与保护国家的历史文物为己任，完全从对祖国的利害得失，视政治形势的顺逆和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当南京政府忙于作逃离准备并挑选南迁文物拟运台时，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却镇定自若，继续推进各项业务工作。1948年11月9日，他主持召开了故宫复原后的第五次院务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如清除院内历年积存秽土，修正出组与开放规则，把长春宫等处保存原状辟为陈列室，增辟瓷器、玉器、陈列室及敕谕专室，修复文渊阁，继续交涉收回大高殿、皇史宬等。马衡院长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决心。

    南京分院迁往台湾的文物，先后于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949年1月29日分三批自南京起运。北平本院的文物迁运工作，却一拖再拖。马衡院长在职工警联谊会和高层职工的支持与配合下，先是布置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的工作人员，编写可以装运的文物珍品目录，报南京行政院审定;然后又让准备包装材料，并告诫有关人员“不要慌，不要求快”，绝不能因装箱而损伤文物;至于装箱工作进展如何，他却从未催问。他还于1948年底下令将故宫对外出入通道全部关闭，严禁通行，致选装文物精品箱件无法运出。南京分院虽函电催促，马院长则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为由拖延。其时解放军已进关，形势日新，北平几乎是一座孤城。又过几天，东西长安街拆卸牌楼，计划用长安街的路面作跑道，以使飞机在城内起飞降落。但这个城内机场尚未使用，北平已和平解放了，故宫文物一箱也未运出。

    1949年1月，北平对外交通断绝，南京政府派专机接运文教界名流，马衡院长1月14日致函南京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杭立武，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赴南京。信中说：“弟于十一月间患心脏动脉紧缩症，卧床两周。得尊电促弟南飞，实难从命。因电复当遵照理事会决议办理，许邀鉴谅。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戒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又望停止迁运文物赴台，并以第三批作为结束：“运台文物已有三批菁华大致移运。闻第一批书画受雨淋湿者已达二十一箱。不急晾晒即将毁灭。现在正由基隆运新竹，又由新竹运台中。既未获定所，晾晒当然未即举行;时间已逾两星期，几能不有损失。若再有移运箱件则晾晒更将延期。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定。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

    北平1949年1月底和平解放，故宫博物院3月6日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马衡先生留任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均留原工作岗位，职薪不变。1949年2月19日，北京市军管会接管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11月改名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马衡任主任委员，俞同奎任秘书。这时，故宫博物院各项工作陆续恢复并有新的进展。宫殿开始进行整修。在总务处成立了测绘室，对古建筑进行普查，并对乾隆花园进行测绘。军管会作出了售票款不必缴库，用作恢复费用，并请制定修缮计划的决定。当时故宫博物院开列了21项修缮工程，首先开工的有乾隆花园、畅音阁、造办处大库、西六宫屋顶保养等项目。从1950年开始，对从清代堆积下来的外东路箭亭前的垃圾山进行清理。陈列展览也积极进行。1949年9月，故宫博物院开辟了“帝后生活陈列室”、“禁书陈列室”、“纺织陈列室”、“玉器陈列室”4个陈列室。1940年10月举办“清代帝后生活与农民对比展览”、“国内各民族文物展览”、“清代帝国主义侵华史料陈列”、“清代昇平署戏曲资料展”等。1952年1月，故宫博物院明代馆、钟表馆和“乾隆时代装潢陈列艺术展”开放。1950年1月，南迁文物第一批1500箱从南京运回。1951年11月，根据周恩来总理批示，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和马衡院长等从香港以重金赎回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并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衡院长为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全面恢复及以后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打下了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

    马衡先生又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学者。郭沫若先生对其学术成就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说：“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马衡先生是金石学大师。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他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献资料，以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宋人欧阳修的《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其后吕大临、赵明诚等的书为铜器、石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代有著作，特别是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之学大为发展。不少学者通过对金石的研究，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演变，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对史学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但总的来说，其研究范围仅限于对古器的分类定名及对文字的考释疏证，其研究方法也是孤立的、支离破碎的。19世纪末，不断有地下文物大批出现，殷墟甲骨、西北简牍、齐鲁封泥、燕齐陶器等纷纷出土，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马衡先生总结金石学研究的成果，并使之系统化，写出了《中国金石学概要》。这部对旧金石学1000年来系统总结的著作，对金石学这门学科的含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它和史学的关系等，都加以系统论述。马先生以他金石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及治学方法，对于旧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大作用。

    马先生重视和提倡科学的考古发掘，并亲自参加发掘实践。他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一些宝贵经验，又不因循守旧，倡导用西方近代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方法丰富中国的金石学。他突破了旧金石学足不出户的书斋式研究，主张到野外实地勘察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他说：我们所以要研究历史，并不是想复古，是要晓得我们的老祖宗怎样工作和生活的整个知识，“所以要讲考古，是非发掘不可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他认为，在有计划发掘时，“虽破铜、烂铁、残砖、断壁，亦必记其方位，纤悉靡遗。如此，则一、地点不致谬误，可借以知为古代之某时某地;二、器物之种类、数量、方位不致混淆，可以明各器物之关系及其时之风俗制度;三、建筑物不致有意毁坏，可以觇其时之工艺美术;凡此种种，胥于学术上有所贡献”。他还多次主持或参加野外考古和调查，如1923、1924年赴河南新郑、孟津、洛阳等地现场调查，1928年参加辽东半岛“貔子窝”的发掘工作，1930年主持燕下都的考古发掘。马衡先生从一位金石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历程，说明他既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又是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

    马衡先生金石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中。除过金石学概论，他在铜器、度量衡制度、石刻、石经和书籍形制等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亦为世所重。

    对于铜器的断代研究。马衡先生1927年3月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了《中国之铜器时代》的讲演，提出我国青铜器以商代为最早的论断，举出7件标准器，并从其记年月日、祖妣称谓、祭名和祭人等事实，证明它们属于殷器。此文发表于殷墟发掘的前一年。马先生的论点已为嗣后殷墟发掘出的实物所证明。这是铜器断代的一个先例。《戈戟之研究》，据当时出土的实物，校正了清人程瑶田的旧说。

    对于度量衡制度的研究。度量衡等计量器是检测一切物品的标准。但度量衡制度在历史上是有所变化的，只有弄清历代度量衡的差异，才能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有深刻的认识。马衡先生对历代度量衡的研究十分重视，常自称“耿耿此心，固未尝一日忘也”。《新嘉量考释》、《隋唐律历志十五等尺》等文，集中了他的研究成果。他曾以新莽货币4枚试制“王莽尺”，用以度量新朝铸行各种铜货币，其尺寸与文献记载一一相同。后在故宫坤宁宫发现王莽时所造“新嘉量”，以王莽尺度量其长度，与“新嘉量”铭文所注明各部位的尺寸，无一不合。马先生进而以王莽尺为标准，对《隋书律历志》中所载唐以前的15种古尺进行测量，并得出它们之间的比率和实际长度，还由琉璃厂仿造了“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模型”，附加说明书，作为大学教学之助。这一成果至今仍然是研究古尺的依据。

    对于石鼓制作年代与国别的研究。唐代出土的石鼓，对于其刻石年代和国别，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马衡的《石鼓为秦刻石考》一文，从文字的演变和传世秦国多种铭刻的比较研究以及石鼓文的内容与称谓、石鼓出土地点等几个方面综合研究，认为它是东周时秦国缪公时所刻。这一结论，虽然在具体年代上尚有可以商榷前推和后移之处(郭沫若先生考定，石鼓为秦襄公时所作)，但确定它为东周时秦国的刻石，则已为学者所公认。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石鼓之年代，近人马衡著《石鼓为秦刻石考》论之甚详。石刻于秦，已成不刊之论。”

    对于汉魏石经的研究。马衡先生于此用功最深，成就也最为突出。汉魏石经是经书最早的官定本，对于经学史、版本学、书法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自刻成以后至于唐代，中经火灾，几经迁徙，仅遗留下来支离破碎的断石残字。马先生积三十余年精力，撰写成《汉石经集存》一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及论文多篇，对石经刻石的缘起、经数、经本、字体、行款、石数、书碑姓氏以及出土情况详为考订。是目前研究熹平石经的集大成巨著，亦是先生学术的结晶。

    对于书籍制度的研究。近世出土的汉代简牍，为古代书籍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马衡先生的《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一文，概括了书籍材质和形式的演进，以及装帧的变化。后来在整理研究居延汉简时，除考释了简牍内容、史事外，还特别注意到编册之制、书写工具和简札材料等。

    马衡先生又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1934年，马衡院长与北平图书馆馆长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傅斯年等联络博物馆界，倡议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1935年4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通过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大纲》，确定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推举马衡为会长。协会下设专门委员会负责博物馆学术研究，博物馆建筑和陈列，审查出版博物馆学术专著和论文，召开学术讲演等。协会还编印有关博物馆丛书，刊行《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两月一期。1936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联合召开第一届年会，印发了《联合年会的希望》，主张“图书馆博物馆亟应增设，以补充学校教育之不足，且可保存文艺，提高学术”，并且“愿政府与社会时锡匡助，以期促进图书馆及博物馆事业”。年会通过了博物馆行政、建筑、陈列、保管、考古发掘、整理档案等决议35项。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博物馆学术研究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会务陷于停顿。1948年6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京复会，修订《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大纲草案》，马衡先生再次当选理事长。复原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故宫传心殿召开，马衡主持，列出了：编印“中国博物馆一览”、每月出会刊两期、举办学术讲座、编印会员录、每年编印国宝审查报告并编印“国宝集”等工作计划。

    马衡先生1952年离开了他以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心情当是很复杂的。但他对故宫的挚爱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得到了升华。也就在这一年，他将珍藏的包括宋拓唐刻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卷在内的甲骨、碑帖等4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又把1.4万余件(册)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有青铜器、印章、甲骨、碑帖、书籍以及法书、绘画、陶瓷、牙骨器等，种类众多，数量惊人，精品不少。这是马衡先生日积月累收购来的，花费了他一辈子心血，现在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与他的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这批文物不仅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且其中表现出的马先生的品格和襟怀更是培育故宫人精神和形成故宫传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凡德业足以盖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故宫人永远感念马先生，全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在马先生逝世50周年时，故宫博物院特举办马衡先生捐献文物展，选出200多件珍品，以飨世人，同时出版其佚文集，以缅怀他的不朽功绩，并决心以80周年院庆为契机，大力推进他曾为之奋斗的事业，把故宫博物院建设得更加美好，以此告慰马先生及海内外所有关心故宫的人士。

    (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