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有句谚语：“领先三年是先进，领先三十年是先烈”。这谚语肯定不是真理，却是事实。当一个人的政治观念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合拍，那么，这观念越进步，对这个人的危害就越大。在后人看来，这个人是天才，说的话都是现实中的话；但在当时人看来，这个人就是白痴，说的话没一句能听懂。这就是“天才白痴一线间”的原理。

刘文辉，15岁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做工人，经常主动要求加夜班，19岁成为工厂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工长。为了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刘文辉在积极工作同时，还报读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修班。显然，刘文辉是一位有志青年，如果一切正常，他会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做出不小的贡献。

1956年11月，针对中共党内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中共主席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警告：“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了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在1957年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向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及一切腐败作风开火。上海沪东造船厂当然要紧跟中央的指示，特地开了整风的座谈会。作为工厂的青年骨干，刘文辉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他对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了意见，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工厂党委书记生活腐败。年轻人玩得太大了，他献出一腔热血，却没有发现党中央已经转了方向。1957年 5 月，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刘文辉成了上海沪东造船厂里毫无争议的“右派分子”，被撤去工长和团支部书记职务并开除团籍。由于全国不少工人被定为右派，中共中央认为工人阶级作为先锋队，还有右派分子不适合，决定取消右派工人的划定，按中央的政策，上海沪东造船厂为刘文辉平反、恢复团籍。

经此挫折，刘文辉没有消沉，他依旧不断地学习，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夜校。后来，上海沪东造船厂在浙江舟山嵊泗岛建设嵊泗机械厂，刘文辉为了避开厂里的歧视，主动申请调往嵊泗岛。那里生活单调，正合刘文辉的心意，每晚挑灯夜读。书读得多了，人的思维就活跃起来，会发现不少社会中不合逻辑的现象，也会尝试改变这些现象，如果改变不了的话，就会希望离开这些现象。刘文辉就是这种人，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船厂工人、船员商议，偷偷潜上渔船或客轮驶出公海寻求政治避难。我觉得这想法不怎么着调，浙江不是福建、广东，附近没有金门或香港，这公海的距离，可没那么容易接近诶。这群密谋者里面恐怕也有人跟我想的一样，所以，就把这密谋向领导举报了。工作组找到了刘文辉，刘文辉也很主动地坦白了有这想法，毕竟这只是想法，没有行动，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谁想工作组却报当地法院立案，1966年2月嵊泗县人民法院宣判：“刘文辉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质极端反动”……组织叛国投敌集团，妄图投靠美帝，背叛祖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刘文辉被押送回上海，这时的上海已经跟几年前完全不同了，民众的革命热情被不断地点燃，整个社会对反革命分子无比敌视。当时全国报刊上不断展开对《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的批判，刘文辉跟弟弟说：“吴晗这样名闻国内外的大学者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说明又要刮起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了。……看来问题并不只是批判吴晗，而是直指整个北京市委。” 果然，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中央宣布为“独立王国”，全体领导统统打倒。对于这一切，刘文辉不时地在家中自语：“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来临了。”

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不能改

“文革”全面开始后，刘文辉个人的行为被日夜监视，白天要接受改造，晚上也无法正常外出。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尽可能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一边阅读一边感叹：“这还象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可忍，孰不可忍？”1966年9月一天深夜，刘文辉摊开中共中央“十六条”公报，伏案疾书4个小时，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第二天夜里，刘文辉同弟弟一起复写成十四封长信。刘文辉跟弟弟说：“这是要杀头的，但我早已不怕杀头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刘文辉要弟弟趁国庆日休假，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大学投寄这14封匿名信。刘文辉的弟弟有点犹豫：“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枪口上呢！”刘文辉激励弟弟：“我们年轻人要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拋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让我来当反文革第一人，让我来拋头颅洒鲜血吧！”信寄出去了，1966年11月，刘文辉在家中被捕。办案干警多次开导刘文辉，只要服软认错，至少可免杀身之祸，刘文辉拒绝了。1967年3月，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第二天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刘文辉的上诉，维持原判。《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对刘文辉的罪行进行如下表述： “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1967年3月，上海人民公社召开“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厉镇压反革命！”公判大会，刘文辉被五花大绑推出来，消瘦得不成样。在大会上，民众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辉死有余辜”，随即刘文辉被执行死刑。会后，民众涌到刘文辉家外，拍窗门朝里大声喊“反革命分子死有余辜”，要求刘文辉父母把枪毙刘文辉的子弹钱交出来。

刘文辉家属拿回刘文辉遗物时，发现了他的遗书。刘文辉在遗书中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我 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我多么想活下去，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但我宁可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1982年1月，在刘文辉家属的多次申诉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刘文辉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