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学生雷经天，曾奋战在我党司法工作岗位上，呕心沥血，在法的神圣殿堂里，作出了辉煌业绩。

    雷经天，原名雷荣璞，号擎天，1904年5月出生，广西南宁人。是厦门大学和大夏大学早期学生运动先锋，参加“五卅”运动后，投身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是广西共产党组织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参加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是陕甘宁边区和建国初期司法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虽屡屡蒙冤受屈，但坚持真理，坚韧不拔，成为在现代革命史上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传奇式人物。他的光辉业绩，被收编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

    司法战线立红规。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经天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庭长、院长。他到任不久，即受理“黄克功枪杀刘茜”的要案。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任抗大队长，他向投身革命到延安的女学员刘茜求婚遭到拒绝时，便枪杀了她。这件事震惊了中央领导人和边区。当时，不少同志念及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要求法院从轻处理，或带刑发配到抗日前线杀敌赎罪。雷经天为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坚持依法办事。但有的同志出于怜惜老井岗战友之情，特向毛泽东请求免予黄克功一死。毛泽东也深感惋惜，但又非常严肃地说：“我，毛泽东头顶上，还有党纪国法”。过后，毛泽东给雷经天的复信中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处他以极刑”，“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在公审大会上，雷经天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这一正义判决，使边区军民乃至全党受到极其深刻的法制教育，并震动全国，为边区的民主司法建设，作出了贡献。

    雷经天对边区司法建设，殚精竭虑，为人师表。他提出“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原则，要求全边区的司法干部严格执行，并亲自作出表率，如他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准备，并亲自办理重大案件，详细修改每件判决书。在建立和健全边区司法机构和制度方面，雷经天在高等法院设立了刑庭、民庭、检察处等部门。为了防止审判中发生偏差，又在各县组织裁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和决定各县的重大案件。同时，还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和调解制度，确立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由于民间调解的广泛推行，边区司法工作的面貌蔚然改观。

    抗战期间，日寇和顽固派不断派遣汉奸、特务潜入边区活动。雷经天提出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据此，边区法院严肃处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有力打击了敌人破坏边区的罪恶活动，如将汉奸吉思恭的公判作为教育边区人民的一堂大课来上，影响极为深远。对监禁的罪犯，边区法院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方针，建立新式的监所管理制度。组织犯人学习并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促使案犯知罪认罪，经过教育和感化，不少犯人得到改造，成为新人。当时，世界学联代表团来边区参观时称赞：“边区监狱是一所成绩显著的学校。”

    边区人民对雷经天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安塞县李家沟秧歌队给法院拜年时，唱到：“法院院长雷经天，办事公道众人夸。”为了表彰雷经天的功绩，边区劳模大会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称赞他是各解放区中司法工作的先进榜样。

    1950年6月，雷经天奉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为了充分行使法院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职权，雷经天以镇反、土改等为中心任务，组织巡回法庭，到各地进行审判，加快了案件的处理，并选定武汉市人民法院为点，广泛听取意见。在雷经天担任院长的两年里，中南分院共审理6000多起重大案件。

    鞠躬尽瘁育后人。1956年，雷经天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他提出：“领导深入基层，首先抓好教学;院领导要选择一门课程，一面学习，一面了解情况。”他还亲自参加一个教研组的活动，同时规定每星期四下午，院领导轮流接见来访师生。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克己奉公，反对特殊化。当时，学校找了较好的楼房给他住，他婉言谢绝，仍住在普通房间里;外出开会，他不坐小轿车，而和大家一起坐大客车;炊事员生病，他还亲自去探望。由于历史的原因，学院积累了矛盾，他始终把握着对人的处理要慎之又慎的原则。上海市市委委派雷经天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这时，他不幸得了肝癌，但他用凳角顶住肝区仍坚持工作。住进华东医院，肝区痛得他直冒汗，护士对他说：“你痛就喊出来吧。”他回答：“战争时期负伤都不叫，这算什么?”表现出了与病魔作斗争的顽强意志。在弥留之际，他拒用珍贵药品，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行了，药品都留给其他同志用。”

    1959年8月11日清晨，党的优秀儿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雷经天同志逝世，终年56岁。

    作者：陈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