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玺，海洋动物学家、湖沼学家，我国海洋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897年2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1921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获里昂大学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中法大学、云南大学教授。他与生物学家贝时璋、林?F、朱洗等发起创建了中国生物学会。 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兼南海分所所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东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无脊椎动物资源调查和海产贝类养殖原理的研究。著有《普娄旺萨沿岸后鳃类研究》、《中国北部海产软体动物》。他编著的《贝类学纲要》为我国第一部贝类学专著。 1967年7月10日，张玺病逝于青岛。

    他创造了我国海洋科研的多项第一

    1932年，张玺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于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海洋学与动物学研究。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海洋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我国的海洋科学领域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他回国后的第一项重大科研活动就是对胶州湾海域的调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海洋调查。这项工作开始于1935年，张玺带领科研人员利用两年的时间，对胶州湾及其附近海域的海洋环境和各类动物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在调查中他发现了当时国内动物学家极为重视的原索动物柱头虫，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发现。张玺的大弟子、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齐钟彦教授：(出录音)：

    “ 他当时是北京研究员的研究员同时在中法大学讲课并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做在法国学到的东西。同时他喜欢的海洋工作，他就跟青岛联系，青岛市当时的市长就给了调查船，他就带着一些研究院的学生来这里做胶州湾的海洋调查和动物调查，做了两年很艰苦的工作。他研究动物，各种动物都有标本，鱼类、圆腮类、甲克类等等都有。他们几个经过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章，在北平研究院刊物上发表的。张先生做的海洋调查是我们国家头一次做海洋调查，这个贡献是比较大的。张先生除了对软体动物还对圆腮类做过详细研究，因为圆腮类在进化里是比较重要的。他来了之后对文昌鱼、柱头虫都有发现，也写了文章。同时对喉腮类也写了很好的文章，把青岛的八种喉腮类的生活、解剖做的很详细，也发表了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动物研究所随北平研究院迁往云南昆明。后来原来的所长去世，张玺继任所长兼云南建设厅水产研究所所长不能进行海洋动物的研究，他就开始了对陆地、淡水动物的研究。云南的滇池、洱海成了他这一段时期的主要研究场地。在这里，他对渔业资源进行调查，同时对青鱼的人工孵化做了研究，并且还对昆明附近的爬行类、滇池的枝角类、海绵和软体动物进行了研究。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他发表了“云南昆明的性质及其动物研究”的论文，对昆明湖的面积、水深、水温、水的透明度等和期间生活的各类动物都做了详细的记载。齐钟彦教授说，张玺教授的这些研究对动物学及湖沼学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参考资料，他对滇池的研究是真正的本底调查。(出录音)：

    “不能做海洋的他就做淡水的，做陆地上的，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到昆明以后原来的所长死了张先生继任动物处的所长，他的工作很认真的，底下的人虽然少但是他工作很积极，总是做的很有条理。关于淡水湖里的浮游生物、软体动物、鱼类都做，同时对于云南和大理附近的也采集，他的面很广。后来日本投降，北平研究院要回来了要到北京去，淡水也不能做了。回来以后云南的标本采集的还不够，当时就派我和夏侯平补充标本，所以又围着滇池等地转了一圈采集标本。”

    抗日战争胜利后，动物研究所迁回北平，张玺很快又继续了他在八年抗战时期丢下的对海洋动物的研究。他两次派研究人员到青岛和烟台采集各类海洋动物标本，发表了许多关于海洋动物的论文。解放后，张玺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起在青岛筹备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他积极响应号召，率领原动物研究所的主要人员和图书、标本、仪器由北京迁往青岛。当时他任研究室副主任，以后这个研究室逐步扩大为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海洋研究所，张玺一直担任副所长，负责海洋动物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领导了动物的形态、分类、区系和生态学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比较完整的资料，基本上掌握了我国各海区无脊椎动物的种类、分布和利用的情况。对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种类，如对海产养殖种类，牡蛎、扇贝、贻贝和对我国沿海危害严重的船蛆及海笋等都进行了研究。我国北方制造干贝的唯一种类——栉孔扇贝，出现逐年减产的情况，张玺做了3年的研究，搞清了这种扇贝的繁殖和生长规律，提出了保护措施，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软体动物的专著《贝类学纲要》，为现在发展扇贝的大量养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他还在南海成功地进行了珍珠贝的人工培育养殖试验，为我国大面积人工培育珍珠奠定了基础。

    作为我国海洋动物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张玺为我国的海洋科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许许多多个第一。谈起张玺先生的的卓越贡献，今年86岁的齐钟彦教授对自己的这位恩师充满了敬佩之情。(出录音)：

    “对淡水的调查他是第一个，对海洋的调查他也是第一个。虽然那时不如现在这么先进，但是他利用当时的技术作出成绩来我可以说那是第一份。珍珠养殖是他开创的，贝类也是他开创的。起初他在青岛搞扇贝，我们从出扇贝的地方运标本，他用篓子养。那时没有现在的这个条件，他用篓子养也养的很好，这个开端很难的。他对牡蛎养殖也是很重视，后来因为运动问题停下了没有搞。”

    张玺先生为我国海洋生物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如今，当人们回顾我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检阅海洋动物学，特别是贝类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总要怀念起它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玺先生，因为他以他的卓越贡献树立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周日)：

    科学救国的追求终生不变

    也许是因为他去世的太早，1967年7月他就驾鹤西去，距今已经接近40年;也许是因为他从来不喜欢张扬，一生都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奉献，如今在社会上，了解张玺的人并不多，即使在高度发达的网络上，也难觅他的资料，倒是一位与他重名的年轻演员，名字在网络上出现的频率却远远高于他，我们无意褒贬务实与浮躁的优劣，但是，从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来看，如果说作为科学家的张玺是天上的月亮的话，那么作为演员的那位同名者，恐怕连星星都算不上。这样说，相信那位演员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当然，时代不同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追求也会不同。对于科学家张玺和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来说，救国和报国就是他们最大的人生追求。正因为如此，他们将永载民族的史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不过，当时的那些精英们选择的救国和报国的方式和道路是不同的，有的人选择的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道路，他们成了伟大的革命家;而张玺他们选择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他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去提升国家的科技水平，发展国家的经济，使国家尽快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因而他们同样是伟大的，同样值得尊重。

    1921年张玺赴法国留学，那时的留法学生是一群有着格外敏感的热血青年。在里昂的咖啡馆里，张玺曾听过周恩来慷慨激昂的演讲，但一门心思作专业研究的张玺与所有的思潮都没有产生关联，他没有走职业革命的道路，而是不改初衷，继续走自己的科学救国之路。像张玺这样的选择，在当时，被称为科学救国派。 他埋头苦读，1927年获得里昂大学里学院硕士学位，随后在瓦内教授的指导下，专攻软体动物后鳃类的研哦究。1931年以《普娄旺萨沿岸后鳃类研究》的优秀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成之后的第二年，他就毅然返回了祖国，开始了他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辉煌人生。

    熟悉张玺先生的人都说，张玺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了祖国的发展中。他政治观点非常明确，他热爱党，服从党的领导，党需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对组织交待的任务从来不打折扣。来青岛工作并非他的本意，他是服从新中国成立后科研部门统一布局和建设的需要，毅然离开夫人和子女独自来青岛的，并且很快就进入了忘我的工作状态。1958年，海洋研究所南海分所成立，张玺兼任南海分所所长，他每年至少要有半年的时间到广州主持南海分所的工作。当时国家要求科技要为国民经济服务，他就提倡养殖。他对生物室提出进行珊瑚礁和珍珠贝的研究，并亲自带领人员到广东、广西进行珍珠贝的调查研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南海海洋研究所不仅培养起了一大批珍珠培育和珊瑚礁研究的骨干，而且还发展起了一些珍珠贝养殖场，开创了我国人工培育珍珠的新纪元。齐钟彦教授：(出录音)：

    “后来他不仅仅担任我们所的副所长了，还担任南海所的所长。建立南海所以后领导就说你在海洋所待半年，到南海说也待半年，给两边培养培养人两面都搞起来。南海有珊瑚、有贝类，贝类的特点就是有珍珠。南海所生物上的重点就是搞珊瑚、搞贝类、搞珍珠，所以南海所就培养了几个搞珍珠的。他是国家珍珠小组的组长，整个管理珍珠，而且珍珠搞的很有成绩，这可以说也是他的功劳。”

    当塘沽新港出现海笋危害的情况以后，张玺亲自去塘沽新港进行调查，了解了海笋的繁殖季节，生活习性及危害情况，发现这种动物只能钻石灰石而不钻花岗岩石，因而建议建港时尽量避免用石灰石。船蛆是危害港湾建筑及木质船只的软体动物，危害十分严重，张玺不顾各种艰辛，对我国沿海的船蛆种类和主要种类的繁殖季节，危害程度和渔民的防除方法做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防治提出了建议。

    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调查研究的第一现场

    张玺是一位严谨求实的科学家，他的所有的理论和重大的科研成果无不建立在亲身调查研究上。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时期，还是鬓发斑白的暮年时期，每当有重大的科研活动，人们总能在第一现场看到他的身影。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也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他总是义无反顾，亲自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他始终认为，没有大量的可靠的调查资料，就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正科学的成果。因此，在他的科研经历中，吃苦受累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他的学生齐钟彦教授回忆起了抗日战争时期张玺在云南的一段危险经历。(出录音)：

    “当时在昆明的时候很艰苦没有人，只有几个见习员。昆明湖那么大，每天要测量水温还要调查，这些工作是很艰苦的，(18：57)有一次坐船出去船出问题沉下去了，张先生身体高没有没，露着头结果后来把他救上来，他总是亲自动手的参加工作。到青岛工作以后也是亲自动手。当时没有多少人，都是张先生亲自指挥、安排我们工作。”

    曾呈奎先生在一篇回忆张玺教授的文章中说，从1950年到1967年张玺先生去世这17年间，张玺及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对中国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分类、区系、形态和生物学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北自鸭绿江口南至西沙群岛进行了多次的调查，领导了青岛、塘沽、大连、舟山、湛江和海南岛的调查，特别是对海南岛的调查规模最大，前后做了春夏及秋冬两次调查，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和标本，推动和发展了我国的潮间带生物学研究。张玺先生的弟子齐钟彦教授介绍，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在先生去世以前，我国海洋科学界就基本摸清了中国沿海动物的家底。(出录音)：

    “我们主要是做调查工作，他就指挥我们到全国各地，从东北一直到海南岛到西沙群岛都去采集。海洋所的标本是全国第一的，没有的还要继续整理，是很麻烦的工作，整天的查文献、找资料，张先生亲自指导的。在他去世以前基本上对中国沿海的动物大概有个数。这只是大概了，对细小的东西微型的东西做的还不够，还需要继续做。《中国动物志》是张先生主张搞的。”

    舍小家顾大家，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海洋科研事业中，这是对张玺先生的真实写照。1950年10月，张玺奉命来青岛工作的时候，他只带来了一些科研人员及大量的图书、标本和仪器，夫人和孩子一直留在北京。直到他去世，一家人也没能团圆。说起这些，齐钟彦教授至今还难以释怀。(出录音)：

    “他就一个人住在办公室，有人给他在所里面打饭。他就一个人在这里度过，他那时的年纪也不小了，他把他的全身心都贡献给科学事业了。他长期一直在这，老伴也没有在这，老伴一直在北京。后来他去世的时候他老伴还不了解不知道。(20文件20秒)一直都是瞒着的，直到老伴去世都不知道。(21文件)在文革之前他也很少回去，所以家里都习以为常了，所以以为他还在世。”

    对于张玺先生的弟子们来说，从先生那里得益最大的就是他们学会了先生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精神，这成为他们以后的科研活动中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张玺先生的研究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董正之：(出录音)：

    “我是张玺先生的研究生，那是中科院的第二批研究生，海洋所的第一批研究生。1956年党中央号召科学进军，中国科学院是1956年招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是1957年入学的。张老是搞基础研究的，他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结合实际，基础结合应用。我觉得他的面不但专而且很博，这个对于我们说也有很大的启发。我有首纪念张玺先生的诗句：严师早逝，责严常存。理实永合，科峰攀登。”

    因材施教，宽严相济

    张玺在做研究的同时，还把许多精力放在培养人才上。除了自己带学生、研究生以外，还曾在中法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先后讲过海洋学、海洋生物学、动物学、组织血、胚胎学、比较解剖学和贝类学等课程。他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海洋学、动物学以及水产养殖方面的人才，在他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下，一批研究生、进修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现在都已经成为学术带头人。在研究和学术上，他提出了严格、严密、严肃的“三严”要求，无论是对谁，丝毫不留情面。几十年过去了，董正之研究员至今仍对当年的那场论文答辩记忆犹新。(出录音)：

    “当时学术委员会对我们是很严厉的批评，不管我们搞什么我觉得张玺先生对我们后来，虽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对我们很严格、严密、严肃，对我们后来的三严的作风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张先生的教导我们想起来，想起当时的答辩会我们是一直不敢松懈的。他很严格，很厉害就是一点情面也没有。(17文件)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要严格、严密、严肃一点也不能放松自己，那是张玺先生对我们的教导，我是终生不忘的。”

    除了在科研和学术上的严格和一丝不苟以外，张玺在平时对学生们更多的是关心和帮助。年轻人在他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敞开思想与他探讨任何问题。他的学生的学生、苔藓虫专家刘锡兴回忆起张玺先生对他们的关怀，仍然感到特别温暖。(出录音)：

    “我是1963年到海洋所的，我是齐先生的学生，我是他的徒孙。当时张所长是单身，他就住在2楼实验室。张所长第一为人随和没有什么架子，跟下面的不管年轻的男的女的他都非常的随和。另外就是对年轻的学术上的成长很关心，他看到哪个年轻的晚上在那看书他非常高兴，他有时还来看看你有什么困难。他对年轻人学术上的关心不仅仅是他的专业，还包括其他的专业他都非常的关心。他的知识面比较广，海洋生物的各个领域都有他的学生。这个老先生非常可惜，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不会去世那么早，他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有点高血压。”

    海洋研究所是高级科研人才聚集的地方，不用说那些国内外著名的大科学家、大教授，就是那些博士、硕士也是比比皆是，一般的本科生更是数不胜数。在这个环境中，那些没有高学历的人似乎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但是，张玺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从不只看学历，他更看重的是他们的力和潜力啊。徐凤山，双壳类专家，原来只有初中学历，在张玺的教育帮助下，成长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他说，没有张老师的教育，就没有我的今天。(出录音)：

    “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关怀，我从1952年在他手下工作。我没有上过大学，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到所里来工作，但是他对我们这样的人也并不是看不起，还是非常关心的。那时的工作和现在的工作不一样，晚上整个海洋研究室的灯火都是辉煌的。晚上他经常到我们房间去转转、坐坐、聊聊。他了解你干什么工作怎么弄，特别是对我这样的更是那样。一般在这样的学术单位，大学没有毕业的一般没有什么地位。没有张老师的教育我现在也不能有这样的成果，所以我非常崇拜张老师。他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关怀，有时候在楼梯上见了面他也要问你几句，你干什么工作他就问你进展到什么情况了，他就这样关心你。我觉得他真是一个豁达的老者、长者，我们年轻人觉得很可亲可敬的。”

    张玺先生过早得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至爱的科学事业，但他那严谨治学的态度，诲人不倦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建设富强的祖国而奋斗!

    作者: 老波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