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两岸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可能因为家道中落的原因，12岁时，张君劢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

　　在广方言馆，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正是在这里，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与此同时，广方言馆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教张君劢国文的袁观澜(希涛)是一位博洽的学者，在他这里，张君劢对政治制度的终生关注得到启蒙。不仅如此，由于广方言馆还教授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国藩)公全集》，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广方言馆，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独具慧眼的袁观澜已经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广阔前途，他回忆说：“(张)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1]

　　留学日本和德国

　　1902年，张君劢16岁，在宝山县乡试，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良(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当时刚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梁启超不但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特别在同期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看到这篇文章的张君劢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进入了这个学院，修拉丁文。然而半年以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1904年，17岁的张君劢考入南京高等学校，但学习不及一年，由于他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最终被勒令退学，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绍赴湖南任教于中学。据说，他在湖南授课时，有次论及国际形势以及列强对华的侵略，语调激昂慷慨，竟使得学生当场号啕痛哭，甚至晕倒在地。可以想见，若不是张君劢爱国情绪的深沉激烈，断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906年，

　　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嘉后为近代中国极为著名的金融家)双双入选。同年3月，还在蜜月期的张君劢告别新娘，启程东渡日本。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张君劢学习理化，然而他却选择了他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学，于是半年以后，资助便终止，随后给他提供撰稿费的《新民丛报》停刊，张君劢被迫在清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除此以外，张君劢的老师们经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德国学者及其著作。笔者臆测,德国(于1871年)艰难统一并迅速崛起的历史给德国学者积淀下的深沉情感在他们著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定给他这颗关心深重国难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张君劢从此下定了去德国留学的决心。

　　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今天也译为密尔)的名著《代议制政府》的摘译。张君劢为它专门写了一段“小引”，并不时在文中添加按语，比较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君劢反对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改良立宪。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来就强调政体必须和国民的性情相适宜，而这样一个政体最终必须靠它的国民，政府才能运转，而且其国民也愿意。因此，这不仅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这个学说适合为当时中国的改良立宪派张本，而且也应该符合张君劢的一贯坚持。事实上，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都围绕着相近的思路进行。所以，有学者指出：“就某个意义上来说，《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张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这应是切当之判断。随后，他又撰写了《论今后民党之进行》一文，文中他主张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同时，他又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他已经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奋斗于上，国民奋斗于下，双方和谐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最终由于激烈攻击袁世凯听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是张君劢第一次赴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但这反而给当时德语还不熟练的张君劢出了一个难题，而且他当时志不在做学问。他自己曾确认过这一点，他说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识界那种“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的风气影响，因此，他“在德国读书约有两三年，而自己无多大心得。……虽两三年中读书甚勤，但始终站在学问之外，学问与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2]

　　张君劢第一次留学德国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学问没有做成，但显示了做一个出色的政治观察家的潜质。自战争开始，张君劢一直留意时局，买了不少书籍，并结合报刊，研究战争的进展。他还在房间挂了一张大地图，在地图上标记战线，并预测战局的胜败。他是如此投入，以致他的房东误把他当成是来自日本的间谍。终于有一天他被房东大娘抓了个“现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误会才解开。张君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启发吾人知识之最好教科书”，撰写了一系列时评刊发在国内的报刊上。他的结论是：只有教育、工业和科学技术都发达的国家，才能在近世战争中稳操胜算，打败敌人，否则就会像俄国那样被敌人打败。心系祖国的他，得悉国内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正在上演，他决然地放弃了学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死后，他和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但最终沦为军阀斗争的牺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梁启超和张君劢以个人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这促成了张君劢二度留学德国。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惨重失败，极大地打击了张君劢，他认识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国家若本身软弱，所谓外交只是一句空话。这种打击坚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养强健国民以壮大国力的认识。带着失望的情绪，他们一行继续欧洲的游历。对倭铿(也译奥肯或奥伊肯)的拜访，改变了张君劢的人生轨迹，他最终决定留在德国拜倭铿为师。倭铿是现代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主张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义，张君劢发现了他的学说中蕴藏着和孔子相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两者之不同则是，孔子为“抽象之论”，奥氏“则有科学根据”。张君劢的这段比较极其重要，它应该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坚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学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国能依靠科技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使得他又质疑科学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让科学造福于落后的祖国，中国又能坚守重视人际和谐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张君劢毕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资本主义之贪婪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社会主义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现实的政治舞台。推崇魏玛宪法、一直试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国建成宪政国家的张君劢恰在此时与它相遇，因此，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从此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张君劢第二次留学德国，由于心系国家的政治命运，再次放弃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这一次他无意间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文化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