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希早在1916年任中日采木公司技师期间，就深感中国森林工业很不发达，而森林的采伐及林产品利用均受外国人控制，对于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林业，亟须从教育着手培养人才，从而立下了教书育人的大志。他从事教学30多年，讲授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木材学和木材防腐学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林业专门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为新中国的林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讲授的课程，都是自己编写教材，并不断修改讲稿，补充新内容。上实验课，虽有助教，但他总是亲临指导和示范。对一些难于操作的实验方法，则逐个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

    梁希既对自己严格，对学生和助手们也同样严格。工作上出了差错，他严厉批评，毫不客气。他不允许上课、上班迟到。按时工作和珍惜时间，是他一贯恪守的准则。

    梁希不但在学习、工作上诲人不倦，而且在思想、生活和事业上也十分关心爱护学生，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他教导学生：人生学习求知，好比建高楼大厦，必须先坚地基，然后博览群书，集思广益。他还教学生做人之道，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切戒利欲熏心，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决不要有任何骄傲、夸张。梁希最愿意和学生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活动。1941年中央大学森林系5名学生毕业，他在欢送会上即席赋诗一首，并书赠每人一份。诗曰：“一树青松一少年，葱葱五木碧连天。和烟织就森林字，写在巴山山那边。”梁希把5位同学比喻成5棵青松，5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之中蕴含了梁希对学生殷切的希望和深厚的感情。学生经济困难，他解囊相助。对学生出国深造，他给予支持，并教导他们安心学习，不忘祖国。1945年8月，吴中伦赴美留学前，梁希赠诗一首：“大火西流七月光，碧天无语送吴郎，定知三载归来后，苍海茫茫好种桑。”

    梁希教学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验教学。他在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极为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先后在两校分别创建了林化实验室。1937年中央大学本部因日寇侵占南京而迁到重庆沙坪坝，他领导了3个实验室：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实验室。当时，梁希年近花甲，为了实验室和材料设备常常东奔西跑，有一次为了领取几加仑酒精，竟跑了8趟，可见当时科研工作之艰难。在他苦心经营下，中央大学森林化学实验室当时已初具规模，图书资料和种种设备，在国内各森林系中是首屈一指的。许多专家学者参观这个实验室时，无不赞叹惊讶!

    梁希作风正派，为人刚直不阿。他为了献身科学，献身教育事业，从不追逐名利，他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崇高品质。

    梁希在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工程师)时，只同意短期协助制定发展浙江森业事业的规划，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也不额外兼领薪俸。他走遍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5个专区，发表了《两浙看山记》等考察报告。1931年春，新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派人专程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邀请梁希出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他因不愿从事行政工作，到院视事仅一个月，即悄然离开南京回到杭州，并致书朱家骅婉言谢绝。梁希挂冠而去的行动，一时传为佳话。

    1932年，国民党要人陈果夫要求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设一个“火腿系”。梁希和当时院长许璇认为这是干涉学校工作，不予理睬。陈果夫又通过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对农学院施加压力，许院长愤然辞职。政府当局乃请梁希继任院长，而梁希却同情老友许璇立场，断然拒绝出任院长，并与金善宝、蔡邦华等60多位教师一起辞职，离开浙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业大发展，到处感到林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梁希身为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又身为教育家，深感培养新中国林业技术干部的重要性，立即与林业部几位领导商议，提出了尽快发展林业教育，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的意见。1952年，在梁希的建议下，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林业部配合教育部，对农林高等院校做了调整，分别在北京、哈尔滨、南京成立了3所独立的林学院，并在13个农学院扩大了森林系，增加了招生名额。从此，林业界形成了“办学热”。到1958年全国独立的林业高等学院已达11所，设在农学院中的森林系有19个，在校师生有3万多人，而1950年初全国高等院校森林系在校学生还不到100人，可见发展之快。为此，梁希曾激动地说：“我在旧中国教了30年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想改变中国林业面貌，想让中国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我的宣传活动只不过是书生的议论，纸上谈兵，毫无用武之地。只有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理想才能实现……。国民政府几十年培养的林业技术人员没有新中国两年培养的多，中国的林业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