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树藩同志在一起工作达5个年头之久，就是从1939年到1943年同在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一二九师，共同坚持太行山和晋、冀、豫区的敌后斗争。我们相处的时间，正是艰苦复杂的战争年月，在这些年月中，树藩同志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优良品质和高尚风格，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不幸得很，他竟因飞机失事而与我们水别了。蔡树藩同志在工作中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在我们进入敌后抗战的开始几年中，由于斗争情况非常残酷，我军的任务特别艰巨，部队必须成排、成班，甚至以两三个人为小组分散到晋、冀、豫广大地区作广泛的游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和坚强的政治工作，就会遭到敌人的捕灭或瓦解。树藩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特别明确而深刻的。他紧紧依靠党的北方局和师党委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加强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特别注意，做到了即使是两三个人活动的游击小组，也必须按时过组织生活，并经常地检查他们对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执行的情况，使我们的部队即使在异常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够胜利地完成党所给予的坚持敌后斗争、武装人民、扩大与巩固根据地等任务。部队本身在政治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蔡树藩同志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本文是李达同志

　　1958年10月下旬写的悼念文章，发表于《中国工人》1958年第22期。

　　有的同志在1939年离开一二九师，过两三年后回来时，就感到这个部队在政治上有了出人意外的巨大进步。

　　树藩同志在工作中一直坚持党的原则，与一切不符合党的利益的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时我们军队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部队中少数人员或个别单位在一定场合下，发生某些违犯纪律等不合党的利益的事情是在所难免的，但树藩同志坚决维护党的原则，除政治领导机关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提高全体人员的阶级觉悟，严格防止发生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外，他对于偶尔违犯党的利益的少数人员或个别单位，也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决不姑息。例如发现有个别在敌占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执行对敌占区的政策不够彻底，树藩同志就及时严格地进行纠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部队能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亲如家人。形成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在树藩同志身上充分体现出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坚持对敌斗争。 1939年到1943年，日寇一方面不断实施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把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分成格子网，来分割和限制我们的活动；一方面又不断以“牛刀子战术”和“梳子队形”对我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并实施其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们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在这种残酷斗争的情况下，树藩同志表现了他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除了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外，并坚决地领导各级政治机关，组织了许多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加强斗争，破坏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敌人对我基本区的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树藩同志每次仅带领着很小的战斗分队，掩护着太行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等机关进行转移的斗争。由于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每次都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完成掩护党政机关安全转移的艰辛任务。树藩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与战胜困难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停止发给真正抗日的八路军的军费，而日寇又对抗日根据地不断以恶毒的“三光政策”来进行“扫荡”和摧毁，加上我们还有几年遭受到天灾的影响。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据地的物质条件确是异常困难的。但是树藩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教育我们的部队坚决战胜困难，奋勇前进，以达到争取最后胜利的目的。他通过各级政治机关号召部队采取节衣缩食、参加生产、实行劳武结合、保卫群众耕种和收获等各种措施，自力更生，克服了种种困难。树藩同志自己在过去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被阶级敌人夺去了左臂，他的残废的躯体每逢天气变化时，就会感到十分不舒适。但他仍忍受着这种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坚持繁重的工作。他又患有胃病，需要吃容易消化的食品，但是当时的机关和部队大多是以黑豆、树叶为主食，要想弄点小麦面粉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只能勉强弄些棒子面窝窝头，切成薄片烤焦后作为他唯一的食品，来支持他久经胃病折磨的躯体，以继续坚持工作。他的这种坚毅不拔的克服困难的精神，给部队以良好的影响，以致所有部队也能顽强地战胜所遇到的困难，完成党和人民所给予的神圣任务。从以上几点可以清楚的看到树藩同志的优良品质和高尚风格的一般，也可看到他那固有的工人阶级本色的具体表现。所有这些，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作为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