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杰出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的事业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早期活动

    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注意和重视研究文物和现代考古学。

    1928年，他在伦敦编写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全面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著述。郑振铎以极大的爱国热忱，致力于保护祖国文物。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为国家抢极支持和参与由徐森玉、顾廷龙主持为准备索还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而编辑《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工作。

    郑振铎从20年代开始收集研究中国古代版画。30年代,他与鲁迅合作辑印了《北平笺谱》，重刊了《十竹斋笺谱》。1940～1947年，他以其30多年收集所得资料，陆续编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 5辑20册，实为前所未有、集中国版画之大成的巨著。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版画在世界版画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充分肯定了版画作为研究古代“生活实相”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史料价值。

    1946年郑振铎筹资组成“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于1947年开始主要依靠他自己一个人动手，从各个方面收集资料，陆续编纂出版了内容空前丰富、收集有各类画片3003幅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1947年他痛感当时有很多珍贵文物通过上海流出国外的现实，发表了《保存古物刍议》一文，猛烈抨击了近百年来中国文物被大量掠夺、盗运国外的现象，提出了保护文物的原则。同时，他还多方筹款，大量购买了从北方运到上海的古代陶俑，以尽量减少其流往国外的损失。在此期间，他还陆续编印了《西域画》、《域外所藏古画集》和《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用来说明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楚人之弓未为楚得”的痛心事实，以激发国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爱国热情。

    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军从香港劫夺而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追回的一大批珍贵图书秘密转移，指定孙家晋等人负责保管，故意拖延、推迟运往南京的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后交由中央工作团接收，使这批珍贵图书得以保存下来。

    新中国文物保护

    郑振铎在就任文物局局长后不久，即将他在上海重金收购的几百件古代陶俑全部捐献国家，并与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人员,都不要购买和收藏文物。这成了文物局工作人员的一个传统，以后被列为《文物工作人员守则》的内容之一。1950年，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文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指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和办法,为中国文物的保护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立考古系

    1952年开始,在郑振铎主持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先后举办了 4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配合建设工程为主的考古发掘工作。1956年，郑振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他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组组长，与尹达、夏鼐共同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他创办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促进了文物考古工作新生力量的成长，扩大了文物考古队伍。

    文物保护观点

    郑振铎首先抓的就是建立文物的法令法规。郑振铎主持拟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征集革命文物令》等法令、法规，由中央批准，并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颁布。为了做好宣传，郑振铎还建议中央将这些法令列入土改学习文件中。这样首先以法规的形式堵住珍贵文物图书的出口，并使保护文物、管理文物有法可依。确实这些法令、法规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再者就是抓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解放前我国仅有博物馆21个，多为古物陈列所。郑先生曾介绍那时的博物馆说：“不仅数量上少，而且质量上也太差，是古董铺子，也是杂货摊子，参观的人少得可怜。”解放前的图书馆，国立的仅有2所，省立的也只有34所，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1950年，郑振铎发表了《怎样把图书馆博物馆服务于劳

    动大众》又发表了《给“古董”以新的生命》等文。文中提出图书馆和博物馆“要为工农兵打开大门”，指出博物馆“不仅保存着，陈列产着那些珍贵的文物，而且要通过那些文物建立起整个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的系统来”。又说“我们要以实物(历代文物)，配合着模型和图画，把整个中国历史的进展，依据着社会发展的规律，陈列出来。”这就给“古董”以新的生命，使博物馆成为教育人民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大课堂，还适时地举行了各种展览，并且送展览下乡。这在当时都是创举。1950年为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郑振铎在上海邀请美术家召开座谈会，发动全国美术工作者创作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油画、国画、雕塑等艺术作品，成立“历史画创作委员会”用大量的美术品丰富陈列，使陈列富有感染力，在我国展览史上也是一个开创。为改进原有的故宫博物院，郑振铎曾亲自写了一份长达50余页并附有各种图表的报告送呈中央，对故宫当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与翔实的说明，并提出对故宫改进包括全面整顿，设置各种专题陈列等意见。这对故宫博物院来说，也是一次大的清理，大的革命。当时，除了整顿原有的博物馆外，还积极筹建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如中央自然博物馆、中央民族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等。中央办，各省市也办，为我国的博物馆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1956年5月，在全国博物馆会议上，郑先生总结了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和自然标本收藏所”;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即“三性二务”，成为至今博物馆遵行的原则。在图书馆的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农大众普遍对文化需要的大为提高”，要求大力发展图书馆，郑振铎在文章中指出：“不仅要工农兵到图书馆里来看书，而且要把书送到工厂、农村和部队的门上去。”郑振铎还组织图书馆专家，成立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制定了适合新中国图书馆的第一个图书分类法。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图书馆的性质与方向，是图书馆的一次革命。

    三、不失时机的抢救文物、古籍和方志： 这也是郑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贯作风。作为国家文物局的局长，郑振铎更感到责任的重大。1951年，郑振铎首次出访印度，途经香港时，得知香港有人准备出售我国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殉《伯远帖》，郑振铎当即请徐伯郊与国内联系，想尽办法不让文物珍品流失国外。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由王冶秋等同志专程赴香港收购国宝，归国家所珍藏。1952年9月，郑先生接到南京赵世暹的信，信中反映北京宣内小市发现许多永定河档案，还有冀鲁晋水利卷宗。郑振铎当即派人前往调查并追查它的出处，还将找到的255斤档案全部收购。同时又将此事报告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还写专题报告给文化部，报告中说：“我的意见，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追究卖出档案的责任所在，一则各部档案均有重大的文献和史实价值，二则实际上是尚需查考的”等。报告最后说：“故各部档案，片纸只字必须加以保留，绝不能任意加以毁案。请我部即行呈报文委转呈政务院，将此事作为〈内部通报〉，通报中央各会部署及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民政府，提高警惕，以免再蹈复辙。”郑振铎还非常注意保护我国的地方志。早在1947年在郑振铎写的《保护古物刍议》一文中，就警觉地看到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收购我国古书时“郑振铎们注意的是各地方志和史料”美国“国会图书馆则以收罗各地方志为主。郑振铎们还注意于我国家谱的收藏，听说已藏有数千种了。”1952年郑振铎写了《为报告收购北京旧书肆所有各省方志经过事》给文化部各部长，报告说：“我国各省方志，有关国家国防及资源，万不能任其流通市上，致为各帝国主义者们所购得，必须一面禁止出口，一面收尽流通市上的方志。”郑振铎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史料的重要性，应当为国家所保存。

    四、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这也是郑先生作为文物局局长狠抓的一项工作。郑振铎首先将文物保护纳入法规，并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使它获得权威性。再有，郑振铎注重并竭尽全力做好宣传工作。郑振铎在任文物局局长伊始，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各地机关、部队、团体和人民中的积极分子，一致注意保护古迹文物。”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正值建设高潮，为在基本建设中做好保护文物的工作，郑振铎亲自写了《做好基本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报请国务院下发到全国各级组织(题为《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此指示体现了在1954年正式提出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即“两重两利”的方针。郑振铎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在基本建设中如何鉴别古文物、如何保护古文物。1953年7月，郑振铎曾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举办的基本建设科学知识讲座上作讲演，题为《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1953年8月25日—29日，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在“地下博物馆”的门前———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1954年8月31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文章详细的介绍了祖国丰富的文物宝藏和历年遭受的

    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当今结合基本建设如何做好考古发掘工作等等。这些赋有知识性、专业性，更渗透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报告和讲话，感人至深，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五、珍重人才，注重培养新生力量。郑先生把人才视为珍宝。在文物局成立之初，郑振铎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开展，着意聘请了裴文中、夏鼐、王振铎、张珩等著名专家，到文物局工作，使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在一开始就有可靠的保障。同时郑振铎也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从1952年起，文物局先后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协作，先是举办考古人员短期训练班，后又在一些大学设立图书馆专业、文博专业，考古专业等学科，学制2年。还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如文物鉴定、古建维修、拓裱、文物修复等等。不但中央办，各省市也办。为文博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郑振铎还特别重视特殊技能的老技师。1952年郑振铎为组织故宫博物院印刷部，从上海专门请来搞彩色铜版的老技师鹿文波和珂罗版技师戴圣保等。并给郑振铎们创造各种优越的条件，使郑振铎们能安心工作。这些技师为国家制做了许多精美的彩色图版，得到国内外的称誉。为了继承这些传统技艺，1957年6月15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我的一个紧急呼吁》一文，向全社会大声疾呼，要重视传统工艺技术的继承与发扬问题。文章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承前启后的一个大时代。老祖宗留传下来的许多绝技、绝活，眼看就要随着少数老年的技术专家们的衰老、死亡而‘人亡技绝’了。我们得赶快抢救那些美好的、有用的、有益的技术。今天如果不做这种抢救的工作，后悔将莫及!”郑振铎不但这样呼吁，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文物出版社就是在郑振铎创意下建立的。出版社广收各方人才，为弘扬我国文物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考古工作上，郑振铎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50年8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郑振铎任职期间进行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成绩卓著。这些都记录在郑振铎1956年写的《考古事业的成就和今后努力方向》———在考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