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再一次被“冤枉”
黄文引用了黄源先生的一段文章:“第二天,我接到一位不是译文社的文化界前辈的电话,约我去谈话。我对他是很尊敬的,而且他对我也有过直接的帮助,他曾介绍我为一爿小书店编译过两本外国小说选集。但他那天的谈话是不公正的:一、指斥我和生活书店的关系没有搞好;二、说鲁迅先生爱护青年的精神是好的,但那天晚上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黄裳还引用了鲁迅的信,非常自信地说:“这是鲁迅自述被‘涮’的经过,同时对‘对方人马’的界定,十分清楚。准此,那位教训河清的文坛前辈,非郑西谛莫属了。”
但那位“教训”黄源的“文坛前辈”,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郑振铎先生!黄源在文章中不方便写出那位前辈的名字,但他亲自回答过研究者的提问的。2008年出版的《出版史料》第三期上,发表了陈福康写的《重读黄源老写给我的信》一文,引用了黄源1995年1月23日的信,并刊载了该信手迹照片,其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在‘新亚公司夜饭’第二天(即鲁迅提出要生活书店和我签订《译文》续刊合同的那天)给我打电话的前辈,是胡愈之同志。……我现在确认‘冤枉’了振铎。……将来有机会将为文纪念郑。”
黄源信中的“冤枉”两字加了引号,因为这是茅盾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明确地使用的一个词:“在《译文》停刊的风波中,真正倒了霉的,却是郑振铎。因为鲁迅怀疑这次《译文》事件是振铎在背后捣的鬼,并从此与振铎疏远了。而且拒绝把《死魂灵》第二部的译文继续在《世界文库》上发表。这当然冤枉了振铎。”(《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黄源晚年同意茅盾的说法,也坦率而诚恳地承认“冤枉了振铎”,指的是在整个《译文》停刊事件中郑先生受了莫大的委屈。但黄源却从来没有说过那位教训他的文坛前辈是郑振铎。这是黄裳先生冤枉了郑先生。 / 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