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植仪深知，“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之盛衰，关系于国计民生至重且大。”他十分重视农业情况的调查研究，认为农业的改进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以改变过去“缺乏详细之调查，无精确之统计，茫然无可考，无可凭借的状况”，应“以调查所得资料，作为改良农业的根据”。

    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调查

    1920年，他出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伊始，立即在试验场增设调查科，积极组织领导广东分县农业概况的调查，派出科技人员分赴各地对各县地理位置、地势、气候、耕作状况、农民经济状况、作物、果树、畜牧、森林、荒山、荒地、特产及输出品、农村教育状况等进行逐项调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历时12年，于1932年完成了广东全省94个县的调查任务。其间，先后编撰出版了《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年）、《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1929年）和《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 （1933年）。至此，广东全省农林业之梗概始获得较全面的了解。这项工作在广东农业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发展广东农林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工作。

    组织广东蚕丝、蔗糖业和化肥的专题调查

    广东蔗糖邓植仪对我国20年代蚕丝业、蔗糖业的日渐衰落，特别是对原以产蔗糖闻名于世的广东不但不能输出蔗糖，反而要输入大量外糖深感忧虑。1921年他开始组织科技人员对广东蚕丝、蔗糖主产区进行专题调查，编撰刊行了《广东蚕业调查报告书》和《番禺增城东莞中山糖业调查报告书》。他分析了广东蔗糖业的盛衰史，呼吁当局立即切实改良甘蔗种植方法、蔗糖榨制法，充分发挥广东“土地之腴，气候之适，消费之多，人工之贱”的优势，以振兴广东蔗糖业。可惜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政府忽视农业，邓植仪所作努力，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邓植仪对30年代外国化学肥料的大量输入十分关注，因其不仅造成大量金钱外溢，而且由于长期施用化肥不当，使土壤性质和农作物品质变劣。1932年，他派科研人员赴广东各肥料入口港埠，调查其营业状况，赴使用化肥最广的地区，调查其施用法。1933年编撰出版了《广东化学肥料营业施用概况调查报告书》，为研究改良施用化学肥料的方法提供了依据，又提醒人们必须重视振兴土肥，堵塞漏卮。

    为发展西北农业献计献策

    1934年夏，邓植仪到西北地区进行土壤调查和农业考察。这次考察使他深深感到，开发西北农业与全国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他对西北农业的未来满怀信心，认为“苟得人而治，假以岁月，孰敢谓干燥之西北高原，将来不可以媲美于东南耶。”他撰写了《发展我国西北农业之管见》一文，提出了充分体现以技术振兴农业和综合治理观点的七项颇具远见的建议，其要点是：设置西北科研总机构；设置气候观测台以观察气候变迁情况；进行土壤调查，掌握土壤情况；在黄土高原应先种牧草，然后造林以防治水土流失；采取水利与防治碱盐并举措施，以改良碱性土壤；整治交通、水利，增加农业投资以改善农民经济和农业发展条件；对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建设必须预为筹谋，羊毛、乳品、棉花，肉品、果品等应就近设厂加工精制，而后运销，以降低成本，减轻运输压力，加强抵制舶来品的能力。

    出国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

    邓植仪不仅重视对我国农业和土壤的调查，而且注意借鉴国外经验。1935年，他乘赴英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和世界教育大会之便，带着多年感受到的农业和农业教育问题，考察了英、比、荷、德、丹麦、瑞士、意、法、美等国和南洋各地的农业教育与农业概况，以寻求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之良方，行程10万里，历时165天，对各国的农业设施、政策、科学试验、经营管理、农产品贸易、土壤、肥料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如对爪哇糖业托拉斯、意大利新辟的农村及农产品市场和丹麦的农会对推动农业改良的作用，农会的历史、组织、任务、活动等都注意深入考察。这次考察给邓植仪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农业之在欧美，无论其为农业国抑系工业国，均重视之，而尽量谋其发展。”

    在进行农业教育考察时，他不仅访问了剑桥大学农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等著名大学，还对一些农业专门学校、中等农校、乡村农校和专为冬季农闲时培训农民及其子弟的冬闲学校进行了考察。他对各国农业教育的特点，边考察边比较。对英国农业部与教育部能共同制订整体的农业教育计划，注意与地方教育当局暨各大学通力合作，重收实效，非常赞赏。他对各国重视义务教育情况、义务教育与发展农业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探索。回国后，他发表了《出席第三次国际土壤学大会暨沿途考察农业与农业教育概况报告书》 ，详尽地记述了考察情况及改进我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意见。呼吁当局要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复兴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