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创作原则
1924年，杨刚就读于江西南昌美国教会美以美会所办的葆灵女子学校高中文科，期间开始从事写作。1928年，杨刚被推荐免试进入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精通英文，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起，杨刚陆续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1933年，杨刚协助斯诺编译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将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品介绍到国外去。1935年，杨刚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署名杨缤。1938年，杨刚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英文翻译，并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使毛泽东这本著名的军事论著走出中国，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杨刚是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和记者，于人民有利是她置于首位的创作原则。杨刚认为，最必要的写作前提是，“精细的、密切的关心人民的福祸忧喜、人民的命运，带着一种不能忍受的强烈感情”；“除了才能，最重要还得有一颗心，为人民而感觉，而关切，而痛苦，而愤怒，处心积虑，要尽可能写出一些比较普遍有用的东西”。杨刚把思想上对人民的关切转化为饱蘸真情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展示了一个作家型记者独有的风格。
杨刚的新闻作品将人的生活和人的命运置于核心位置，蕴涵着一种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能够有效激发读者内心的共鸣。上述特点在杨刚的战地通讯中表现的比较显著。
1942年，杨刚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同行前往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调查采访，两个月间采写了10余篇报道，并在报纸上连载，后汇编为《东南行》一书出版。
战时的灾难旅行让杨刚洞察到国民如同一架失肢脱节的巨大机器。杨刚痛感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艰难与后方霉腐阴沉的气息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于是运用细腻而深情的笔调为大后方的读者描绘了一幅东南半壁山河沉沦在敌人统治下的悲惨图画，旨在激发人民恢复河山且抗战到底的爱国热忱，并且通过揭露敌人的残暴宣传正义之师中国必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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