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侗是中国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3—1925年，当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森林生态学博士时，就对欧美大陆各家的植物生态学和植物群落学理论作了深入的钻研。除上面提到的森林生态学的著述外，他又发表《植物气候组合论》的论文，这是我国植被区划方面的最早论文之一。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第一次讲授植物生态学课程，并结合教学的需要，多次带领学生进行野外植被考察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急需发展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李继侗又率先开展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热情地参加了一系列植被考察研究。1952年去海南岛参加橡胶宜林地考察，写出了《橡胶树概论》;同年去河北宣化进行植物采集及植被观察;1953年去北京小西山卧佛寺一带进行植被调查，绘制了我国第一张大比例尺植被图;1954年去陇东西峰镇作水土保持工作的实地考察，写成《陇东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参观报告》;1955年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负责进行晋西中阳、离石等县(吕梁山区)的植被调查，完成考察区的植被图及《吕梁山北部中阳地区的植被》、《黄河中游晋西水土保持考察报告》;1956年率北京大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的师生去呼伦贝尔进行草原考察，为建立谢尔塔拉种畜场提供了科学依据;1957年率北京大学师生赴黑龙江省萨尔图地区考察，写出《黑龙江省红色草原牧场的植被和草场资源》一文。在他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中，特别值得赞佩的是他的学术思想。他一贯主张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要解决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他考察了北方山地后，竭力反对山地开荒，以避免平川遭殃。主张大力造林，保护山地环境，并提出发展木本油料与板栗等干果，向木本植物要粮油。在考察黄土高原时，对因掠夺式利用资源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和人民生活贫困，倍感痛心，提出要大力种草植树，保持水土，恢复地力。他认为草原是一片宝地，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提出应培育当地优良草种，逐渐扩大人工草地面积，以提高草原生产力。考察了河套平原后，认为盲目开垦、滥灌不排等做法是错误的，并明确提出了排灌配套、防止次生盐渍化的建议。早在30年前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和见解，今天已成为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有的已作为国策载入宪法。可见他的远见卓识。

    他的考察都是结合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所去的地方不仅是人迹罕至的山区和草原，而且还是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地区，但他置艰苦的条件于不顾，爬山涉水，日行几十里，吃喝不定，夜睡地铺。年过半百的他，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乐在其中，深受青年晚辈的尊敬和爱戴。不幸，他终因常年过度辛劳成疾，患脑血栓症，此后，就再也无法奔波于野外了。

    1953年，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并从1954年起招收研究生。他重视吸收国际上的科学成就，为了解决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组织并亲自动手翻译了《地植物学研究简明指南》、《蒙古人民共和国植被的基本特点》、《植物生态学》、《植被学说原理》、《地植物学》等书。他所编写的《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发展》一书，引导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上各个学派的成就，汲取他们的长处，以推动我国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发展。他为了科研成果能够及时发表和交流，创办并主编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方面的专门刊物《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

    在他晚年身患重疾时，为了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教育事业，为了实现改造内蒙古草原的宏愿，他慨然应允出任内蒙古大学第一任副校长，并将他亲手扶植起来的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专门组的主力都带到内蒙古大学生物系，继续在内蒙古大学组织建设植物生态学专业，亲自筹划开展内蒙古草原植物区系和植被研究，后来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出版以及专业队伍的建立，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