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

    今天是沙可夫同志的百年诞辰，我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我个人和大家在这里一起来纪念这位在党的教育事业和文艺战线上奋斗终生的优秀的老战士，老前辈。

    沙可夫同志1903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海宁，青年时受五四思想影响，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思想，他于1926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教育事业的最早的拓荒者、创业者;是党的文艺工作，尤其是大众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革命艺术创作的开拓者、实践者;还是进步文艺理论翻译工作的先行者。他在1961年过早的去世是党的教育事业和文艺工作的重大损失，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哀痛和遗憾。我们今天纪念他，不仅要寄托我们的一份哀思，追思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要学习他的崇高思想和革命精神，以此来鞭策我们今天的工作。

    一、艺术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沙可夫同志对党的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终其一生，艺术教育构成了他人生、事业的主线。1932年，他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奉命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并兼任文艺局局长，在任期间筹建了我党第一所艺术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抗战爆发后，他来到延安，组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并任副院长，院长由毛泽东兼任，沙可夫实际领导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日常工作。1939年7月，他奉命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批教学人员去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部长，后改建为文艺学院，任院长。同时他又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担纲了边区的文艺领导工作，在敌后开辟一片革命文艺的新天地。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担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文艺部主任，同时兼任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进一步发挥了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全国解放，沙可夫又受命建设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1953年出任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直至1961年病逝。当时中央戏剧学院是一个综合了多个艺术门类的学校，它实际是为从文工团状态转化为正规剧社的一个全国性的培养和输送专业戏剧干部的枢纽。所以，沙可夫虽然身为一院之长，但他的工作对全国文艺工作却是举足轻重的。

    沙可夫同志对党的文艺教育事业的贡献，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文化艺术工作，仍然颇有深意。

    首先，沙可夫同志总是将教育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全局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形势发展的大局着眼，来制定和调整教育方针和任务。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对干部的需要量急骤增长。沙可夫同志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都为形势的需要，调整教育机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我们党历来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建党之初就派出干部去苏联学习，在战争环境中没有间断过举办各类学校。沙可夫出任苏区教育部门的高级领导，深感责任重大。上任之初，他就明确地提出学校要跟从总的政治方向，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培养干部。在土地革命初期，红色根据地大多是从偏远地区的农村逐渐建立发展起来的。那里的农民基本都是文盲，我党我军干部队伍中知识分子也很少，而能够从事文艺工作的干部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党的干部刻不容缓。教育战线工作任务之重，可见端倪。为此，沙可夫领导的苏区中央政府教育部多次发布训令，强调教育工作的重要性。1933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就特别提出：要加紧培养大批工农干部。当时，沙可夫同志还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校长毛泽东兼)。

    鲁迅艺术学院在开办之初，是要建成比较正规的教学体制，学制较长，课程设置较全，着力培养专门艺术人才。而后由于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干部的需求量也迅速增长。在沙可夫的领导下，鲁迅艺术学院及时调整了办学方针，采取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进行教学的办法。一方面在学院内开设学习时间较长，业务学习比较系统的班系，培养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另一方面又用很大精力举办几个月不等的短训班，根据在职干部的实际需要，安排课程进行轮训、进修，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短训班的对象或是部队的文艺战士，或是地方的文艺骨干。

    在晋察冀，沙可夫沿用并发展了这一经验。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办了更多的文艺短期训练班，学制几个月不等，有时甚至把部队和地方上的文工团、队，整个调到学院来整训;这种短训班的办法，不但提高了地方和部队文艺干部的思想业务水平，也大大促进了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很受各方面的欢迎。学校和剧社就象母鸡孵蛋一样在短时间内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集体培养的文工团、队共有20多个，其人数达到1300多名。这些骨干十分活跃，使晋察冀边区的文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部队战士和农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为迎接全国的解放，进行了有效的干部储备。

    解放后，开始建设正规院校，但全国各地文化工作迅速开展，需要大批干部，同时，那些在战争中工作多年的文艺骨干又亟待学习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需要大量的民族干部。在这样的形势下，加速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当务之急。沙可夫正是从这样的大局出发，在中央戏剧学院除建设四年制的本科教学之外，办了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培训班。有的是高级班，他聘请苏联戏剧专家开办了数期导演、表演、舞台美术干部训练班和师资进修班，培训对象是全国各地重要文工团的主创人员。他还制定了学生毕业演出的“三三制”，即：演一个中国现代戏，一个中国古装戏和一个外国戏。在短时间内使中国戏剧的舞台艺术迅速提高。这些举措影响之深远，及至今日。他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文艺干部的培养，戏剧学院先后开办了多期民族班，如新疆民族表演班、蒙族表演班、朝鲜族表演班以及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舞台美术设计班等。这在全国是首创，有力地支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工作。在历届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中有许多人成为全国著名的艺术家，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二、杰出的大众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工作都是以战争为中心来组织和运作的，工作任务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目的性，因此往往带有很强的“运动”色彩，文艺工作也不例外，象人们习惯地把演戏称为“戏剧运动”。在苏区沙可夫就开始在群众中组织象“蓝衫剧社”那样的业余戏剧团体，做了大量的群众文化的启蒙工作。在晋察冀更是谱写了中国群众文艺活动的辉煌篇章。每个分区都有专业的剧团，村村都有业余剧团或其他文艺活动组织。晋察冀边区专业文艺干部的数量较多，号称“三千子弟兵”，真可说是盛况空前。这支文艺队伍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在战争中，在极为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下，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全心全意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广大人民，广泛开展文化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可爱的队伍。

    在边区文艺运动普遍开展的时候，沙可夫也努力提高它的质量。办学、办短训班本身就是一种提高。但敌后的剧社、文工团任务重，演出十分繁忙，加上战争环境，行军、转移占去不少时间，因而学习机会较少，又不可能都去学院学习提高，所以，总的来说，主要还是在工作中抽时间学习提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大量主要创作人员、工作骨干思想业务提高的需要，从1940年开始的两、三年中，几个主要剧社、文工团在晋察冀边区演出了几个国内外名剧，有《母亲》(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雷雨》、《日出》、《带枪的人》、《复活》、《婚事》等6个大戏，主要是内部观摩，偶尔在边区艺术节或少数中高级领导干部中演出，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帮助干部了解历史和社会生活，增加知识，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文化素质，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这时却出现了对演大戏的责难，枉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给予了严厉批判。在这之前，针对这种“左”的声音，聂荣臻同志就说过：“一年演一、两个大戏给干部看看，总不能算是出洋相吧?!”沙可夫作为边区文艺方面的领导，也曾对“演大戏”的意义及有关方针几次著文进行说明。在当时“左”的思想压抑下，很难争辩，他就主动承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团结同志，克服工作中的一些缺点，继续领导边区文艺健康地发展。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感触尤深。从当年对“演大戏”是资产阶级“艺术至上主义”倾向的批判，到60年代批判“大、洋、古”，是提倡“封、资、修”，又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等，表明一种“左”的 影响始终存在，有时发展到极端，它给党的文化艺术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其中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三、革命文艺创作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沙可夫虽然工作繁重，亲自授课，却持之以恒地进行文艺创作。这不仅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使他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文艺工作的规律，使教育更能结合实际，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创作方向。

    沙可夫涉及到的创作领域是多方面的。这首先源自他的多才多艺，他早年去法国学习音乐，又在苏联留学，唱歌、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指挥合唱队、导演排戏、写诗、翻译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但更应看到，是时代，是战争年代革命的特殊需要造就了他。许多任务不仅要求一个人能够独挡一面，甚至要求他能独挡几面。革命战争的需要，使许多革命者都有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形态，即人人都是多面手，个个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沙可夫领导了教育、出版、文艺多方面的工作，同时又进行着多方面的创作。在苏联学习时就创作了多幕话剧《明天》，这个戏1931年在中央苏区演出时，又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认为这个戏有极大的意义，可以起到鼓舞群众，坚持斗争的作用。他到苏区后，更加勤奋创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写了《我——红军》、《谁的罪恶》等8部戏剧、组织排演了歌舞剧《送郎当红军》，为20多首苏区民歌填词，为苏联革命歌曲译词，为苏区工农剧社写了社歌。抗战期间，写了鲁迅艺术学院院歌，改编、演出了《母亲》。他不仅自己积极从事创作，还十分注意组织创作，在鲁迅艺术学院初期短短的一年中，他组织创作演出了根据地的第一个完全原创的民族歌剧《农村曲》及其他戏剧、音乐作品多个。他的译作颇丰，1934年到上海治病期间，就在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译作。以后，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从未间断。这为当代一些进步的，爱国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学习和研究的文艺理论文章，对开拓大家的眼界，吸取有益经验起了很好的作用。

    沙可夫的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为革命的需要、群众的需要，反映的内容都是当前的斗争，人民的生活。《我——红军》是歌颂红军的革命精神，《送郎当红军》直接的目的是扩大红军的队伍，《农村曲》则是以提高农民思想觉悟为主题思想。把文艺创作看作是服务祖国，服务人民，振奋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依然是一条需要铭记在心的原则。

    当然，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下的业余创作，不可能精雕细刻是它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沙可夫同志的才情，不少作品，尤其是许多译作在今天依然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前几年出版的《沙可夫诗文选》和近日出版的《沙可夫译文选》都是很值得一读的好书。

    四、民主作风和奉献精神

    和沙可夫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于他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和默默奉献的苦斗精神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具有学者风度，对人和蔼亲切，从来不摆“官架子”，不论地位高低，总是认真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并给以适当的处理。尤其在文艺观点和理论问题上，更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晋察冀的各种报刊上经常展开各种文艺问题的学术讨论，如民族形式、话剧民族化、戏曲改革、秧歌舞的前途等等。正是这些活跃的思想带动了创作的活跃。当那些“左”的思潮袭来的时候，沙可夫也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下属。可以说，晋察冀文艺生气勃勃的成因之一，可以追溯到民主的创作和工作环境。彭真、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而沙可夫同志的民主作风在这当中，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发扬民主作风，发挥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责任感，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今天发展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前提。

    他有很强的原则性和组织性，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从不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他不重名利，谦虚随和，严己宽人，少说话，多干事，身处逆境、任劳任怨、不重名利、默默奉献，是沙可夫留在大家心中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我和他曾在同一地区，同一部门，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有22年，我对他比较了解。在几年前我写文章纪念他，题目就是：“默默耕耘终一生。”今天我仍想用这句话来纪念他，尊敬他，学习他。

    沙可夫又是一位诗人。今天，我们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样时候来读沙可夫当年写下的诗句，才更能深刻地理解诗人沙可夫对祖国的眷恋，对党的挚爱，对事业的执著。这里，让我们用沙可夫同志写的一首诗作，来奠祭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吧。

    《海水》

    跳下温柔的海水怀抱里，

    洗净了一身污浊，

    清醒了昏沉的头脑。

    ——仿佛得到了一次新生。

    这是祖国的海水呵!

    每一滴海水对我都珍贵。

    可爱的海水呵!

    我每天来投在你的怀抱里。

    2003年10月23日于北京

    〔注释〕

    周巍峙，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