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秋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晚报》做副刊工作时，马南邨的《燕山夜话》专栏文章已经连续刊登近半年了。到了副刊“五色土”，我才得知《燕山夜话》作者署名“马南邨”，是当时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笔名。我在人大新闻系读书时，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曾给我们讲过课。我当时就觉得他知识渊博，对文、史、哲都有研究，尤其对近代、现代新闻史相当熟悉，对他顿生敬佩之情。

　　到副刊不久，晚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顾行，有一天对我说：“邓拓同志想到京郊西山看看，你也去吧。”我承蒙关爱，欣然前往。那天秋高气爽，满山红叶。我坐在司机旁边，邓拓和顾行坐在后面。汽车绕过颐和园的昆明湖，奔驰在玉泉山下结满柿子的峡谷里。每遇碑碣、寺庙、古迹的废墟，车子便停下来。邓拓、顾行走向碑石，研读碑文;或看残宅前的石雕，赞美古代石匠的手艺。看到游客在红墙、石柱、古树上胡乱刻画着“××到此一游”，邓拓叮嘱顾行在晚报上写杂文批评这种破坏文物的恶劣现象。在一个古建筑废墟上，邓拓弯下颀长的身子，捡起一块黄琉璃瓦片，对顾行说：“琉璃瓦古称缥瓦，唐宋时就出现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宋代学者王子韶，都在他们的诗文里提到过。封建贵族除琉璃瓦外，还盖过铁瓦、铜瓦、银瓦，但老百姓只能在房顶上铺砖瓦、石板甚至稻草。可见即使一块瓦片，如果对它做深入研究，都有很多学问。”我听着邓拓一席话，顿觉郊游变成了一堂历史课。

　　在晚报工作了几年，我知道邓拓对书法、诗词、绘画、文物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用钢笔竖写的每一篇“夜话”，都可以说是一幅珍贵的书法作品，令我爱不释手。他的行书潇洒俊逸，笔势舒展，气韵丰沛，有行云流水之感。他常以“友海”为笔名，给我们副刊发表的速写、国画配诗。我见过他送给福建友人的一幅山水画，笔墨疏朗，意境高远，是典型的文人画。

　　邓拓的《燕山夜话》，谈政策、时事、科学、史地、文艺、书法、动植物，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无所不谈。我记得他写过一篇《围田的教训》的文章，说：围田“势必使湖泊河川的水面缩小，一旦洪水暴发，被缩小了的湖泊河川更容易泛滥”。早在四十多年前，他就富有预见地告诫人们不要砍伐森林，不可围湖造田，山秃了，湖小了，必然引发严重的自然灾害。

　　邓拓的记忆力好，知识广博，写一两千字的专栏文章，常常一挥而就，倚马可待。写到后来，邓拓发动大家给他出题目。我们从读者来信中发现了合适的题目，就用电话告诉他。邓拓得到了题目，不用两个小时，就叫通讯员把稿子送来了。

　　当时每天都有全国各地大批读者来信涌到编辑部，表示爱看《燕山夜话》。有的读者来信评价《燕山夜话》“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知识丰富，文笔流畅”。老舍称《燕山夜话》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不拘一格”。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说《燕山夜话》“既有思想性，又有知识性，学富五车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精彩”。后来全国许多报纸，如《大众日报》、《云南日报》等都仿效《北京晚报》开了杂文专栏。《燕山夜话》的影响，当时波及到了大江南北。

　　1963年，文痞姚文元曾写信给出版《燕山夜话》合集的负责人，对《燕山夜话》大大地赞美一番，说它是“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希望北京出版社也像对待《燕山夜话》那样，出版一本我的杂文集”。可是到了1966年5月初，他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昧着良心抛出一篇批判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说《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江青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胡说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1966年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诬说邓拓在历史上是叛徒，矛头指向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党内才子邓拓写了他的申辩，给亲人留下了遗嘱，于1966年5月17日深夜含冤离世。

　　张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