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舟曾经任毛泽东的秘书，1953年11月任湖南省委书记。 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在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时，注意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努力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流的情况下，对于“左”的错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了抵制，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由于各方面开展反右倾保守，助长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共湖南省委没有跟风冒进，使运动的高潮推迟了两个月，落在全国的后面。后来中央发了一个电报，批评湖南和青海两省运动开展最慢。为此，有人对省委提了一些意见，周小舟在一次大会上答复说：“不左不右，正准。”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周小舟对反右扩大化也有所思考。他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斗争方式有些过火，打击面有些过宽，就深为忧虑。”对农村中的“批资”斗争的负面效应，周小舟也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说：“1957年反地、富、反、坏以来，农村中的干部强迫命令作风发展起来了。”还说：1957年“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目标实际上是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我看就不见得。”1958年，全国总工会批判全总领导人的所谓“工团主义”，省总工会领导请示省委，湖南是否向下传达。周小舟指出，省总工会的工作都是省委研究同意的，不存在“工团主义”的问题，不要向下传达。这样，就保护了全省工会系统不少干部。

　　对于“大跃进”中办公共食堂的问题，周小舟等省委领导也是持保留态度的，十分慎重。1958年3月，邵阳、郴县、桂东、常德有些地方群众自动办起了食堂。省妇联曾为此两次请示省委，省委要求把粮食分到户，再由群众拿到食堂去就餐，这样好则去，不好可以不去。周小舟强调，公共食堂不要发展得太快，“群众不是真自愿，要慢慢来。”人民公社化以前桂东县搞了一些公共食堂，周小舟为此在1958年5月县委书记会议上进行了严厉批评，会后桂东县的食堂就解散了。

　　针对人民公社化初期粮食管理的混乱现象，1959年初，中央要求将粮食分配到户，但省委不同意这种做法，反而从上年3月省委自己要求将粮食分配到户改为只将粮食指标分配到户，即“按人定量，指标到人，节约归己，超吃不补”的办法，一般人平每月35斤至40斤，提倡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中央最后同意了这个办法。省委还对粮食供应可能发生的问题作了充分的估计，在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有些地方对春收作物收成和存粮估计不实在，加上粮食不能及时调运，问题仍然不少，必须警惕，六、七月间仍然可能发生问题。因此，一面须要大力发动种各种瓜菜，一面教育群众节约用粮”。这一决策，避免了湖南1959年就出现粮荒与饿死人的现象。

　　对于开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周小舟也是持保留态度的。周小舟当时说过，全民大办钢铁是“错误的群众运动”，是“王纲不振”，“得不偿失”。他把中学时代的同学、涟源钢铁厂总工程师吴鉴光请来，一起察看省委大院内的炼钢土炉，他边看边问。吴说：土法炼钢，作为发动群众，造点声势是可以的。但从技术理论、经济效果上是说不通、不合算的，搞得越多越背时。随后，周小舟请来省委书记周惠、李瑞山，听吴鉴光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共同研究决定：停止土法炼钢。这使得湖南有3万多座小土炉没让点火就下马了。随后又请示周恩来并取得同意，湖南从11月底就停止了土法炼铁的群众运动，将大批农民从炼铁战线上撤下来过冬及准备来年的春耕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大炼钢铁带来的损失。1959年4月，周小舟到慈利铁厂检查生产，发现洋炉缺焦煤，要到百里以外去运木炭，他批评“这是盲目的积极性”，下令马上停工，并要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李瑞山通知常德和其他地区有类似情况的铁厂也要停工。同时他还批评宁乡流沙河的土法炼铁是“细伢子玩泥巴，大大的浪费”。当时，在省总工会大门口贴有两幅大标语：“家家炼铁，户户炼钢”，周小舟看了很不以为然，批评道：做不到的事就不要提倡。

　　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开始阶段，省委的工作是比较谨慎的，建社速度与进度远远低于全国其他省份。周小舟要求省委农村工作部在这个问题上“将口子把紧一点”，对不按省委部署擅自抢先成立公社的县要加以过问和干预，他本人还扣压了有关韶山等4个乡成立人民公社的新闻稿。

　　早在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当全国掀起大办人民公社之风，中央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时，黄克诚曾私下同周小舟和陶铸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周小舟开始对办人民公社态度消极，主张用“高级社的办法办人民公社”。他对供给制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1959年5月，他从黔阳到洞口考察时，对3个县委书记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萌芽，今年搞不搞，回省委后再研究”。当有人准备仿照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的供给制搞“十包”时，周小舟反对说，那里“已包得一塌糊涂了” 。

　　1958年6月下旬，早稻开始收割，全国各地掀起了大放高产“卫星”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湖南也开始“卫星”上天。7月7日，《新湖南报》登出平江太平农业社亩产2522斤的消息;13日，又登出岳阳先锋农业社亩产6363斤的消息。周小舟对放高产“卫星”持保留慎重的态度，要求反复核实，凡报导亩产3000斤以上的消息，一定要由《新湖南报》核实并经省委批准。1959年2月，周小舟到白马桥公社珍洲大队检查时，看到试验田的牌子上写着“亩产15000斤，密植3×6寸，深耕1.5尺,施肥1200担”。周小舟当场批评说：“这个哪里搞得到啦?你们不要看去年报纸上那些‘卫星’，那个都是些假的，快把牌子扯掉。”

　　1958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省委书记胡继宗代表湖南参加会议，行前请示省委在会上汇报湖南粮食产量报多少。周小舟与周惠商量后确定，湖南最高产量是225亿斤，报增产一成为250亿斤。在广州会议上，邻近某省第一个汇报，产量是翻一番带拐弯，随后相邻另一省也报翻一番。胡继宗坐不住了，忙打电话请示省委，周小舟、周惠说，我们翻不了跟头，还是照定好的报。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说：这回我的湖南老家出了杆大“白旗”。各省都翻番，就湖南插了“白旗”!对此，周小舟、周惠说：第一只有一个。他们第一，我们倒数第一，他们前面开道，咱们乌龟跟着爬，最后兔子和乌龟还不一定谁真得第一呢。结果到1959年上半年，报粮食产量翻一番的省粮食供应紧张，并先后发生了饿死人和不同程度的闹粮事件。到头来他们都向湖南要粮食、猪肉、肥皂。湖南的粮食供应平稳。当时在整个京广复线的施工工地上，因为邻近省份已开始闹粮荒，整个副食品供应就靠湖南一省顶着，且供应十分充足。

　　1959年庐山会议前，周小舟到湘西地区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工作。在常德地区慈利县，他批评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刮“共产风”;对办公共食堂提出要自愿，结果全县食堂解散一大半;在澧县张公庙，他看到把许多群众集中到一块住，“四代同堂”，卫生很差，提出了批评;在湘西永顺县，当地干部搞强迫命令，不准农民种土棉花，而外地棉花品种因湘西气候条件不适种不好，农民到了冬天还穿不上棉衣。他动情地批评说，解放十几年了，农民还穿不上棉衣，我们有责任啊!

　　周小舟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的努力，虽不能改变“左”的根本局势，但尽可能地减少了“左”的错误对湖南工作的影响。庐山会议上他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历史给他作出了公允的结论。

　　—— 摘自《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