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圣婴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
发布时间：2012-02-16 00:03:35
发布人：
jackson
上海。愚园路往西一点点，一○八八弄一○三号，顾圣婴也是自我了断。傅雷家和顾家深交，傅雷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一个小朋友陆小燕因为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的叫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次日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中心医院急诊室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
阿尼头（上海话“阿二头”）那年十六岁，从小练小提琴，老师是交响乐团的，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他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旁边大人们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
那年，顾圣婴二十九岁。顾圣婴面孔雪雪白，头发塌在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将军。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羁押于青海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将军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将军落实政策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一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将军手里还抱着一个。将军好高的个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
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王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
我说没注意。王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一九九○年十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一九九○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五十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了眼泪，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偶然。有些人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
1967年1月31日，我的一个小朋友陆小燕因为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的叫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次日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中心医院急诊室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
阿尼头（上海话“阿二头”）那年十六岁，从小练小提琴，老师是交响乐团的，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他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旁边大人们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
那年，顾圣婴二十九岁。顾圣婴面孔雪雪白，头发塌在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将军。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羁押于青海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将军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将军落实政策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一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将军手里还抱着一个。将军好高的个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
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王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
我说没注意。王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一九九○年十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一九九○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五十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了眼泪，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偶然。有些人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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