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在今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无人不知“落实政策”其事。雪里送炭,久旱逢雨,都不足以形容冤案得雪的心情。而亲身经历“落实政策”的人们,又无人不知那“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重要。同一案件,可能彻底平反,也可能维持原有结论,还可能纠正之后留个尾巴……你的政治生命,某种程度上就操在他们的手中!有百姓言:这落实政策,一定得让清官管!党组织考虑得更深:落实政策工作,不能让整人的人做。这是因为,一些当年在政治运动中整过人的干部,很难一下子彻底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往往成为落实政策的阻力。这样,“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主任人选,就十分重要。

　　为彻底解决“文革”期间出现的超大量待复查案件,中央决定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担任。依例,各级各部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也一般由组织部门负责人担任。此时,军队的落实政策工作也相当繁重,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一大批将帅冤案未雪,“镇反”、“三反”、“清理中内层”、“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历次政治运动积案重重,广大人民强烈要求落实政策。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也迫切需要一位适当的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决定,由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史进前担任这个职务。

　　这个任命引起一些人的疑虑:保卫部门往往负责案件的审查,许多一般保卫干部都因此沾上整人的名声,何况全军的保卫部长!

　　军队怎么选了个保卫部长

　　主管落实政策?

　　军队之重要,被誉为革命的枪杆子。负责政治纯洁的保卫部门之重要,被称为政权的刀把子。军队保卫部门是枪杆子里面的刀把子,可谓重要中之重要。保卫部门总是受到极高的信任。统率千军的将帅身边,那持枪警卫,就是隶属保卫部门管理。

　　史进前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就调到总政保卫部工作,“文革”前就担任副部长、部长。这是一个当然参与重要工作的职务,历次政治运动,彭德怀、黄克诚等重大专案,都有史进前参与。直到“文革”前夕,史进前还是“首都工作组”的“首脑要害组”副组长。这是由于林彪提出中国会发生政变,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元帅负责,在首都北京采取防止政变措施。叶剑英亲自带领史进前等勘察北京地形,调派部队守卫,还部署将部分有问题的人迁往外地安置。具有如此经历的史进前,是一个主管落实政策的合适人选吗?

　　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曾经深受组织信任的史进前,在“文革”中,却是总政最早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之一。1965年12月,林彪对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不久,分管保卫工作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在总政遭受批判。总政治部追查“罗、梁党羽”,第一个揪出的就是史进前。1966年8月,史进前被突然宣布隔离,实际是被监禁。

　　康生向中央写信揭发“彭、罗、梁、史黑线”,还兴奋地说:“总政挖出个大定时炸弹”!拔母铩背跗谟懈鲋摹鞍俪笸肌薄俑鲋案呷ㄖ氐娜宋锉换嬷圃凇昂诎铩蓖计字?位居其中的史进前是职务较低的。这反而证明史进前的受重视程度。

　　深受信任的人物一旦失去信任,立即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对于史进前的监禁措施,也超过一般“黑帮分子”,史进前被囚禁在一个独立院落,由卫戍区派一个排专门看押。多年领导警卫工作的史进前,一下变成警卫战士眼中的“敌人”,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就连上厕所都要请示报告。众多的罪名扣到史进前头上:“罗瑞卿反党集团成员”、“彭罗陆杨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史进前多次遭受批斗,就连批斗罗瑞卿的大场面也被拉上陪斗。

　　肉体的痛苦还是可以忍受的,灵魂深处的痛苦却永无止息。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保卫部长,在监禁中深刻反省自己:“总是自认为自己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对于没能当上指挥打仗的军事干部十分遗憾,干保卫是政治与业务的紧密结合……”“1960年修改文件时,删掉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世界革命’一句,因为罗瑞卿传达过“毛主席说对外不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强迫人家接受毛泽东思想”。

　　“只要是领导交办的事情就拼命去办,在革命队伍中要当英雄好汉,以至于走向革命的对立面……”这真是从来没有预料到的物极必反!

　　监禁生活尽管没有自由,却比上班时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史进前开始检查自己的上半生。

　　寒冷的冬天盖着单薄的被子,史进前想起了母亲那床千疮百孔的被子……揭发材料上说,史进前是“薄一波的侄子”。史进前原本姓薄,可要是与“大黑帮”薄一波联宗,那就要上溯128代的西汉时期。史进前暗笑,他们不知道,薄一波曾经是自己父亲的学生!史进前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自幼打柴下地,艰苦劳动。父亲薄绍宗离家求学,考取公费留日学习,成为山西著名的地质专家,建国后任省重工业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从家史上查,史进前的家庭是查不到问题的。

　　监禁中有许多不眠之夜回忆往事,史进前仔细回想自己1936年被捕的事情……史进前自青少年时期起就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太原的广大学生上街要求抗日,14岁的史进前被推举在十几万人的大会上演讲。被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激怒的学生冲击教育厅、省政府,最后向省党部请愿,省党部派人殴打学生代表并开枪,打死了与史进前并肩战斗的同学穆广政。抗日反蒋浪潮过后,史进前仍然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与影响下,参加读书会、壁报、讲演会等活动。年轻气盛的史进前决心参加红军,真刀实枪同敌人干,由老党员王大成介绍到上海转往苏区。可是红军已经长征了,史进前只得留在上海,参加党领导的“社联”,做地下工作。1936年3月,社联组织到上海郊区宣传抗日,史进前等20多个学生沿路散发传单,一辆高级轿车气势汹汹地驶来,有的学生就把传单包上石头往车里扔,不承想打破了车中官太太的头。车上的保镖跳下车抓扔传单的学生,同学们就往回抢人。你争我夺纠缠不休,史进前挺身而出,代表学生到警察局打官司。警察局长说学生受共产党煽动闹事,史进前就说,同学们是利用星期日的自发行动,无人组织,宣传抗日无罪么。过了头堂过二堂,学生代表史进前身陷公堂,同学康世恩带人在外面冲击营救。警察局没有抓到学生的政治把柄,只好让他们赔偿医疗费,释放了史进前。史进前一生就这么一次被捕,非但不能证明是叛徒,反而证明了史进前革命坚决。

　　越检讨自己,越感到自己参加革命的光荣;越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越看到当前这种政治审查存在问题。监禁中的史进前,开始用另一种视角思考问题:是自己错了,还是整自己错了?

　　运动的迅猛发展,使监禁中的人们也看到了变化。史进前被打倒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先是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后来也被打倒了。尽管史进前又被称为“肖华一丘之貉”,但还是看到了转机。运动初期,遭受批判的史进前曾经给肖华提过意见,那是“炮打红色司令部”。现在形势变了,过去的左派变成右派,那么,过去的右派是否也是左派了?

　　深夜,史进前静思“文革”历程,回顾那些批判自己的作法。一是封嘴,不许申辩,二是杀鸡给猴看,用整人来压制不同意见。多年处于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前保卫部长史进前十分熟悉党的肃反政策、审干政策,而现在审查自己的作法,显然是违背党的一贯政策的。

　　监禁中,史进前忽发诗情:

　　“运交群众大民主,话未说完先被囚。

　　革命打成反革命,横竖工作有错误。

　　反动路线一揭出,是是非非各有头。

　　事物固有规律性,真理需从实践求。”

　　史进前开始用当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来对付眼下的监禁,整日琢磨形势的变化,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斗争。

　　监禁生活相当残酷。零下17度不给生火、不给热食、不给吃饱、不准适时大小便……史进前被迫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为要取暖生炉子而斗争,为要烟吸而斗争,为治病而斗争……一个晚上,史进前无意中听到看管人员的一段有趣对话。

　　一个战士说:“干部犯了错误关禁闭,-17℃,不给人家生炉子,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另一个战士说:“当然不符合。”

　　那个战士又说:“没有毛泽东思想,人民有活头吗?”

　　另一个说:“没有。”

　　那个战士又说:“我看史进前不像坏人。”

　　另一个说:“整他的人都倒了,我看他是挨整的。”

　　没有司法判决也没有党纪处分,凭什么被剥夺一切公民权利、党员权利?于是,史进前坚决为真理而斗争,为与家人联系而斗争,为读书写字而斗争,为向上申诉而斗争……监禁生活又是相当丰富的。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学习时间,史进前系统回忆总结自己上半生的历史,研读马恩列斯著作13本,研读毛泽东选集数遍、通读鲁迅全集,写下读书笔记、思想检查、交待和证明材料200多万字。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不眠之夜,心潮起伏,往事如烟,战友的英雄事迹一幕幕重现,监禁中的史进前甚至还写了许多诗篇。

　　五年监禁置换了前保卫部长的生活角色,处于受审地位的史进前,亲身体验了违反党的政策的恶劣境遇。有了这段经历,史进前被选中担任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主任,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1975年,领导全国整顿的邓小平,也在抓军队整顿。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多次指示:保卫工作尽量找老同志回来。史进前又恢复了总政保卫部部长的职务。

　　这时,总政主任是张春桥,副主任是梁必业、田维新。史进前的保卫部里面,有个王洪文从上海调来的亲信徐海涛当了副部长。史进前上任后,很快调回不少保卫部老人,还把“文革”前的副部长郝苏调回放在徐海涛之前。“文革”数年,百废待兴,摆在全军政治工作最高领导机关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审干,而是落实政策。

　　总政要组建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可选择主任又遇到难题。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设在中央组织部,军队的相应机构有组织部与干部部两家。而总政无论组织部还是干部部,在“文革”中都遇到复杂情况,这样,总政首长就决定,由“文革”中一直挨整被关押的保卫部长史进前担任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

　　京西宾馆群情激愤:黑头发变成白头发了!

　　对落实政策深有感触的史进前,到任就立即开展工作。1975年,邓小平大抓全国全军整顿,同“四人帮”争夺领导权。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积极工作,那怕是一时不能作出满意结论,也要先把老干部解放出来,安排到关键岗位上工作。

　　当年11月,全军落实政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会聚京西宾馆,老战友重会,百感交集。与会者不少人曾被关押数年,时刻想着还有更多的同志还没有获得解放。今天,全军落实政策工作会议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大家盼望这一天盼得太久!

　　京西宾馆群情激愤:

　　“许多好同志正等着我们落实政策,等得头发都白了!”

　　“把人关了八年还不解放,人的一生有几个八年?抗日战争才八年!”

　　会议强烈要求加速推进全军落实政策工作。会议提出落实政策要纠正“三偏”:结论偏严、定性偏高、处理偏重。

　　史进前完全支持这种要求。但是,史进前更知道,政治运动尚未中止,落实政策并不容易。

　　“文革”初期,大批党的干部被打倒,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解放干部”,允许干部犯错误,犯错误的干部,改了就好。这样,“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除了革命群众和支左解放军以外,还有了一些被“解放”的干部。可是,1969年的九大有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种对干部的“解放”,并不意味承认以前审干有错误。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都看到林彪集团的整人阴谋。周恩来提出:要落实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周恩来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落实政策。但是,这时还没有“平反”的说法。

　　1973年“十大”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八大司令对调,当面承认:错整了罗瑞卿、贺龙、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以前,不少干部要求落实政策,但得到的答复常常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凡是不按要求作出检讨的,都不能得到解放。曾多年负责中央领导保健的傅连璋,经毛泽东亲自批示“此人无大错”,但由于林彪记恨,始终难以恢复工作。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本身的落实政策问题就很多。1967年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不但打倒一批“阎王”、“判官”,还把“牛头马面”和“小鬼”都赶出总政,安置原则是“分散”——一个单位不能有两个总政干部;“副职”——总政干部一律不能担任正职;“低套”——降级安排现职。

　　林彪倒了,邓小平重新工作了,许多干部鼓起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勇气。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的报告过去总被压下,现在就直接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把贺诚报告转给毛泽东,了解贺诚的毛泽东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害致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乎哀哉!”这个批示立即传遍全国。错误不在挨整的人,而是整人的政策错了。平反昭雪成了堂堂正正的要求。

　　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提出要“抢救”落实政策,周恩来、叶剑英等也积极推动解放老干部。但是,此时的落实政策工作,还是有极大的阻力。上有“四人帮”的破坏,下面总政工作也相当被动。总政联络部部长杨思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经过调查明明已经排除了,但有个领导说:“审查这么多年就没有一点儿问题?”又复查一段还是没有问题,这个领导又要求:“再研究研究”。虽然有一些军队将帅恢复了工作,但更多的人还没有解放;而且,已解放的也没有做出应有的结论,还背着包袱。老干部们形容道:“接到报告压半年,作出结论留尾巴。”大家说,由在运动中升官的人主持落实政策,往往是被动应付。

　　史进前更是深有体会。“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湖北孝感朱湖农场劳动的史进前给总政领导写信要求回北京。那个丘八管秀才的领导答复:“可以住院,可以到处转转,就是不能回北京。”史进前又给叶剑英副主席写信要求回京治病,解决问题。叶剑英批示“同意,立即回北京治玻”可是,人回北京了,组织关系还得留在武汉军区。史进前找到总政,总政说关系在“二办”,找到“二办”,又说交总政了,“黑户”待遇一拖两年,直到梁必业回到总政主持工作,才得到初步的纠正结论。

　　经验证明,落实政策工作本身也需要“落实”,这落实首先在于落实主管这项工作的“人”。

　　自从总政机关第一批挨整的梁必业、史进前负责落实政策工作以后,障碍重重、步履维艰的军队落实政策工作,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办公室主任史进前从态度、立场上,对于落实政策工作就十分积极。尽管阻力很大,史进前还是尽力推动工作。而且,不仅关心干部的政治生命,还积极为干部解决生活待遇问题,解决家属子女问题。至1975年7月,全军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受审查的2.1万多人已复查1.5万人,占77%。到11月,又统计增加“文革”中受审查的干部4.4万人,抓紧落实政策。大家说,选择史进前当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真是选对了人。

　　落实政策刻不容缓,史进前组织起草了《关于全军落实政策情况的报告》,建议由军委批转全军。但是,那时的总政主任是张春桥。张春桥把这个得到全军拥护的文件压下,改了又改……把王洪文打来的闷棍顶了回去落实政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大得人心,可是,也有人深恶痛绝。京西宾馆会议的情况,早有落实政策办公室内部的人报告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徐海涛。按当时待遇,保卫部两位副部长上下班使用同一辆轿车,可徐海涛从不与郝苏同乘,另外要车直接去王洪文家中汇报。1976年,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总政机关、保卫部内部,也有人鼓噪,说史进前回总政是“胡传奎回到沙家浜”,“搞复辟翻案”。在这种情况下,落实政策工作很难进行,一些好心的同事也提醒史进前不要顶得太厉害。可史进前还是尽力抗争。当时,广大群众十分反感批邓,以口头方式传播揭露“四人帮”的故事。“四人帮”强令全国公安机关“追查谣言”。作为军队保卫机关首长,史进前却批示:“不信,不传,不追查。”这样,史进前任部长的保卫部,就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

　　6月12日下午,按计划,总政党委向陈锡联、张春桥、苏振华等军委领导汇报工作。到得会议室,出现在总政党委成员面前的人物,却增加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于是,会议突然变成了向王洪文副主席汇报。

　　作为总政主任,张春桥本应是汇报人,可张春桥却让梁必业汇报,自己冷眼旁观,还有一位紧跟的副主任插话引路。梁必业的汇报频频被王洪文打断,当插话人点题说总政党委对落实政策认识不一致时,王洪文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从包里拎出一个材料,严厉地说:“总政保卫部搞了个文件,既未经过中央,也未经过军委,总政保卫部就把材料捅下去了。这个文件上写了很多观点,其中有哪一句话讲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有些犯了错误受审查的人,问题都没有了。”

　　尽管在保卫部一直同徐海涛斗争,但史进前事先没有料到会直接面对中央副主席。史进前解释道:“这个文件是各单位谈的经验和情况。”

　　王洪文审讯般质问:“这是什么经验?把九次路线斗争受审查的人都说成是受林彪的迫害。说有些人只是说了一些错话,也不加以分析,难道攻击主席的话也只是一些错话吗?从这个文件上看,好像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整党、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统统都错了,都是林彪的迫害。你这个文件是经过谁批准的?”

　　张春桥立即添油:“这是不是跟我打官司的那一件?这一件发下去了,你们又搞了一件,送我看时,我不同意发,你们就直接报到军委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这两人一唱一和,显然是要借机追究总政和军委领导。史进前感到,斗争严重了。

　　王洪文不顾副主席身份,拿出造反派架势,一脚踏上椅子,逼迫史进前:“把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统统说成是林彪的迫害,这不是右倾翻案吗?你首先发动保卫部的同志讨论讨论你这个文件!”

　　尽管一向反感王洪文、张春桥,但在上下级关系上对他们还是尊重的,史进前只得说:“可以发动群众讨论。”

　　王洪文步步进逼:“你这个文件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不信拿到群众中评论评论看,首先从保卫部开始。”

　　史进前话赶话:“可以拿到群众中去评论,有错误我们检查。”

　　插话人又提出总政对政治谣言不追查。张春桥立即追问:“究竟有多少谣言没有追查?你越辩解,对你越不利。证明你还没有转弯子,你的思想感情没有变化。”

　　又要上纲了?史进前坚决顶道:“我该追查的都追查了,不该追查的一件也不追查。”

　　气焰冲天的王洪文在哪里受过这种顶撞,王洪文威胁道:“史进前,你是谁家的保卫部长?你想过没有?”

　　“没想过。”史进前梗着脖子说。他向来是个宁折不弯的性格,上小学时就敢顶撞专门欺负穷孩子的校长,校长用戒尺猛抽打他,说非要打得他下跪不可。史进前高喊:“打死我也不跪!”就是没有跪下。后来当了部长,也敢于批评上级的错误。过去已经被打倒一次的史进前,至今还是没有改变性格。今天又被王洪文的蛮横所激怒,史进前准备豁出去了!

　　王洪文、张春桥也没有料到史进前如此强硬,顿时大发雷霆。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样子,保卫部不就成了翻案部?!”

　　王洪文气势汹汹地说:“有这样一个保卫部门,你们保卫谁?总政保卫部究竟为那个阶级服务?”

　　这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出来圆场:“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有责任。”

　　王洪文、张春桥又点名批评主持总政工作的梁必业煽风点火,批评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传谣言,批评总政不听主席的,却听邓小平的……陈锡联结论,总政要遵照洪文、春桥的指示精神,一定要把党委会开好,还是由梁必业同志主持。

　　王洪文、张春桥的突然袭击,给总政党委打了一个闷棍。之后,总政党委连续开会,在梁必业的主持下批判梁必业。对批梁有顾虑的人,就狠批史进前。徐海涛又在保卫部内跳出来,组织人马批史。落实政策办公室中,也有人出来造反。一时间,史进前同时在三个战场挨批。落实政策工作也被中断。

　　可是,如今的史进前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史进前,那时,一个闷棍就可以打得他检讨自己的问题,现在,史进前却明确真理在自己这边。史进前与部里的多数同志密切协作,顶住张春桥、徐海涛的进攻。

　　总政党委会连续开了18天,直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飞机失事,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派总参杨成武、总政梁必业出京处理,才巧妙地中止了“四人帮”对总政梁必业、史进前的围攻。可是,保卫部的徐海涛却始终抓住史进前不放。

　　1976年10月7日上午,徐海涛又组织了一次对史进前的批斗。当天下午,总政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内容竟是昨天逮捕“四人帮”的消息,热烈的掌声震撼总政大楼!

　　会后,人们都兴奋地畅谈这第二次解放,唯有徐海涛失魂落魄。梁必业对徐海涛说:“好好交待错误,会宽大处理的。”

　　徐海涛喃喃承认:“我有罪,我愿意检查交待……”史进前与梁必业相视而笑,细心的郝苏发现,已经转身离去的徐海涛,又回身敬了一个礼。

　　这天晚上,徐海涛自杀了。

　　这天晚上,史进前在考虑,落实政策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有三大禁区。

　　“四人帮”被打倒了,那么,以前被“四人帮”打倒的人,就有理由要求落实政策了。

　　史进前首先着手调整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员。跟随张春桥、徐海涛抵制落实政策的个别人被调离,从总政各有关单位调来积极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得力干部周根龙、孙中一等20多人。

　　史进前和同事们决心:落实政策必须快马加鞭!全军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受审查的干部,绝大多数很快得到解脱。

　　可是,“四人帮”被打倒,不等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落实政策还存在三大禁区:一是毛主席批的不准动,二是恶毒攻击的言论不敢动。三是叛徒问题不忙动。

　　党内军内的重大案件,多有毛主席的批示,有些人以此作为阻挡落实政策的“挡箭牌”。罗瑞卿、贺龙、杨余傅问题虽然在毛主席生前得到了解决,但还留有尾巴,现在仍然不能定为冤案而得到昭雪。彭德怀等人的问题在毛主席生前没有解决,现在就拖着。

　　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批示、如何正确对待“文革”的问题没有解决,落实政策仍有巨大阻力,就连一些明显错误的案件也不敢动。

　　空军有个战士画墙报的报头,本是“旭日东升”,却被说成“日落西山”,甚至判了徒刑。工程部队有个在战斗中表现很好的卫生队长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读报时念错了一个字,写稿时把“衷心”写成了“哀心”,16级干部一撸到底,复员回家。还有不少干部,包括史进前本人,就因为说过“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就被打成“三反分子”。

　　关于叛变、自首、被捕、被俘人员的问题,在历来的审干中绝大多数已经查清,党的政策也很明确。“文革”中,“四人帮”却把历来正确的政策诬为“叛徒哲学”,在全国掀起“抓叛徒”运动,不仅迫害了大批干部,还搞乱了政策。不少单位把这种案件作为“疑难案件”,长期搁置。

　　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深入,使全党逐渐认识到:党内外、军内外,都存在大量“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必须大规模展开。可是,还有一些人只承认需要落实政策,不承认存在“冤假错案”;只承认“四人帮”、林彪迫害干部,不承认还有政策问题;落实政策工作很难推动。

　　有个单位的领导硬说黄永胜到了北京军委办事组才变坏,在广州时还是正确的。史进前曾在1975年11月全军落实政策会议上批评他们的态度,那个单位的与会人就要求史进前在记录上签名。直到1977年,那里的一位副参谋长来总政谈话时还坚持:只要有一点错误就不算打击迫害,定为打击迫害的必须是没有一点错误的人。史进前说:任何人都有缺点错误,照你的逻辑,就没有遭受打击迫害的人了。那位副参谋长又说:凡是上面批的都不能动。史进前说:那是你给上面提供了假报告,应该坚决纠正!那位副参谋长就当着总政领导摔眼镜!

　　尽管禁区重重,但落实政策还是不可阻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不管是什么人批的,也不论是什么时候处理的,是冤案就要昭雪,是假案就要平反,是错案就要纠正!这个提法对全党全军全国的落实政策工作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中组部又接连就“三反”问题、“叛徒”问题等提出处理意见和政策。

　　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也明确提出:有些人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时候,也说了一些不利于党的领袖的话。如其本质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就要分析研究,处理错了就要平反。这使得大批有“错误”言行的错案得到纠正。

　　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还主动建议集中解决被捕被俘人员问题。1978年军委15号文件规定:对被捕、被俘人员的结论和处理,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这就从指导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乱抓叛徒造成的混乱。15号文件还规定:问题性质介于两者之间的,按照“可宽可严,宁可从宽”的精神处理。被捕后只履行一般手续、甚至发表一般性“悔过声明”的,可以定为自首行为,保留党籍。

　　个别有重大叛变嫌疑难以查清的可以挂起来,能够工作的可以分配适当工作。15号文件还作出多项具体规定,总的倾向是纠偏。

　　在各方大力推动之下,全军落实政策工作产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从落实一般问题发展到解决重大问题;二是由纠正“三偏”发展到提出“平反冤假错案”;三是由闷声不响发展到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大面积解决问题。1978年,各大单位纷纷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4月,兰州军区召开五千人大会,为“篡军反党案”平反,1千多干部、战士、职工、家属的冤案得到昭雪。

　　9月,广州军区召开万人大会,推翻“文、郭、杨、江、陶乱军夺权案”,为受株连的8百多人恢复名誉。

　　10月,工程兵宣布为原副司令员谭友林等94人平反。

　　10月26日,福州军区召开四千人大会,为“刘培善案”等5个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昆明军区的五千人大会,通过有线广播向12万人传达《关于对错定为五一六重点清查人员的平反决定》。

　　炮兵平反了5个反革命集团假案。

　　总后召开一万五千人大会,为李聚奎等816人平反昭雪……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军上下对落实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问题不断提出,大批上访人员涌到北京。史进前想,落实政策工作不能总是被动应付,必须主动出击。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适时提出:除了“文革”中的问题之外,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1969年至1975年作复员处理的8万名连职、十九级干部需要妥善安置;二是“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善后工作要进一步做好;三是过去判处徒刑的积案有不少需要复查纠正;四是5千多名右派的改正……那些日子,史进前进入前所未有的繁忙状态。办公室内案卷堆积如山,大门口外上访人员重重围困。下班回家,登门申诉的人坐满院子,刚刚吃上两口饭,又有几个大军区干部来访,一个月接待七八百人,不停地奔走于各个会议之间……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们担心史进前的身体,尽量减轻他的工作量。可是,史进前却总是亲自阅卷,亲自接待。对于落实政策的繁忙,史进前非但不认为是负担,反而忙得愉快,忙得兴奋。南海舰队干部张晓冰上京申诉,连住处都没有。史进前特派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用轿车接他参加老同志的追悼会。张晓冰感动地说:“在我尚未平反之前,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这种举动,就等于为我恢复名誉!”内蒙古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图们在“文革”中被打成“内人党”,曾向史进前写信申诉。“文革”后图们又继续挨整,就借看病之机到北京上访。恰逢史进前出差,就由保卫部副部长郝苏接待。郝苏认真听取了图们的申诉,立即派人调查,不但否定了对图们的诬陷,还认为,图们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讲那样的话,说明他有胆有识!在图们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总政通知把图们从内蒙调来北京工作。尽管个别军区领导从中作梗,但史进前坚持把图们安排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内蒙古军区机关在“文革”中有89%的蒙族干部被打成“内人党”,许多老干部没有恢复工作,现在,同受迫害的图们被调到总政从事落实政策工作,使大家看到了希望。

　　落实政策本是天大的好事。史进前和他的同事们从心底痛恨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从心底同情受迫害的人们。一辈子搞保卫,常常是抓坏人坏事,现在有机会为好人做好事,恨不得使出全身的力气!(待续)

　　《大地》 (2002年第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