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对京剧，爱自幼年，正式研究却在晚年。1980年代中期，老束(按：《新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我的老领导)把我带到他家，对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说：“元化，我让思再来陪你。”那时，元化先生刚从市委宣传部长的任上退下来不久。听说我会京剧，便问道：“你学的是哪一路?”我说：“余派。”当晚，张可师母留饭，宾主尽欢而散。回家路上老束说，如果能够引发元化对京剧的理论兴趣，那就是京剧的福音。从此，我常在下午三四点钟，元化先生午睡之后，到吴兴路府上去陪伴他。在一道散步的时段，他往往要点戏。我唱得最多的是伍子胥系列，如《战樊城》、《文昭关》、《鱼肠剑》等，有时他也开口哼唱以呼应。我还陆续找来一些京剧录音带和书籍，慰他寂寥。后来他提议：“我俩来做一个对话如何?”这就是后来以多种版本问世的《关于京剧和传统文化答问》，也即上述《京剧丛谈百年录》的绪论。

　　初版《京剧丛谈百年录》有遗珠之憾，近年元化师一再嘱我整理增订。此番病榻指示增补伍子胥文，使我忆及他爱听爱唱伍子胥的往事，是兴之所至，还是另有深意?于是认真研读他嘱编的原文。

　　伍子胥本是楚国阀阅世家。父亲被害，满门抄斩，子胥一人得逃，奔吴国借兵报却冤仇，赢得后人称颂。封建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核心在于忠孝二字。伍子胥报父仇，说孝可也，而他诛杀君主，忠在何处?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可是不然。王元化发现，孔孟之道里的忠是双向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一步说：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雠。孟子甚至认为，杀掉昏君的行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据此王元化认为，有人以孔孟之道为愚忠愚孝，并为“孔老二”戴上“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的帽子，乃是冤哉枉也;相反，早期的儒家倒是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古人尊奉伍子胥为合于儒家理想的伟大人物这件事，说明了这一点。

　　王元化指出，君主本位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的的倡导人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可为天下主”，这是韩非《外储说右上》所引他所崇拜的申不害的话。先秦法家里，申子和韩非子重“术”而商鞅重“法”，故而太史公将申韩合传，以区别于商鞅，是有眼光的。韩非在《忠孝篇》里批评孔子“未知孝悌忠顺之道”，意谓任何君王的权力，哪怕是昏主暴君，也绝对不容动摇和更易，而孔子赞美尧舜，称颂汤武，不合韩非子所谓的“臣事君”之道。尧舜禅让，是君臣地位颠倒;汤武鼎革，更为大逆不道。这使我悟出，若要在先秦诸子里找“封建专制主义代表”，则应把眼光投向法家韩非子。

　　王元化以晚年反思著称于学界。他说：“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他还说：“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伍子胥反对平王并不被认为大逆不道即是一例。”“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以说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番重要言论，是先生在听唱《文昭关》之余，借着评论伍子胥而生发出来的。不亦见微知著乎?先生还说：“伍子胥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气概，正如莎士比亚剧中常常提及的罗马人有一种壮烈精神一样。”不亦自身写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