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冷静、理性、喜欢独处，及不擅应酬的生活习惯。

　　(2)治学时，一味求真求实，期能研求出真正的佛法。他不迎媚时流，更不为中国既往的传统所拘宥。即使面对的是他心目中所最钦仰的太虚大师，如果在佛学领域中有不同的看法，他也不致因为彼此情谊而扭曲己见。

　　(3)毫无宗派成见，绝不落入传统宗派的窠臼。

　　(4)具有历史意识。他虽然未曾受过学院的史学训练，但仍具有过人的史识与精审的史法。他的治学特色，是先行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然后再给各义理体系作客观的批评。

　　(5)不迎合信徒，不走世俗经营寺院的路线，能够甘于枯淡，而将‘研求佛法’作为毕生坚持的目标。

　　这些个性上的条件，加上他曾累积甚多传统佛教学者所应具备的资粮（他曾数次通阅大藏经），又对二十世纪的新式佛学研究法颇有取资。能如此融会新旧佛学研究精华于一身，乃使他在未受过学院训练，又不通晓外文的情况下，仍能著述等身，卓然有所树立。

　　纵观印公的著作，其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大体有下列几项︰

　　(1)强调、而且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的重要性，并继吕澄之《杂阿含经刊定记》之后，再作精密的探索，而有《杂阿含经论会编》行世。

　　在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方面的努力，已使台湾地区佛教界产生了不少专研《阿含》或重视《阿含》的佛教人士。而他在整理《杂阿含经》方面的成绩，也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同。日本的原始佛教权威学者水野弘元，即曾撰专文赞扬印公在这方面的成就。

　　(2)将印度佛教的发展，分成‘佛法’（包含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阶段。以为三阶段的不同佛典，是四悉檀的分别开展。‘佛法’的‘第一义悉檀’，是一切法的根源，代表经典是以《相应部》（杂阿含）为主的《四阿含》。‘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应教’，相当于‘对治悉檀’；后期的‘真常不空如来藏教’，相当于‘为人生善悉檀’。而‘秘密大乘佛法’，则犹如‘世间悉檀’。

　　(3)发现大乘佛法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佛涅盘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所逐渐发展形成的。他以为这一原因，正是理解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的总线索。

　　(4)对大乘佛法的思想，作新颖的判摄。主张大乘佛教思想可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等三系。这是创说于1941年的著名的‘大乘三系教判’。

　　(5)对于佛法中的空义──《阿含》的空与龙树思想中的空，有透辟的发挥与解析。他以为‘《阿含》的空，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部派的空，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

　　(6)我国的中观学发展到唐代，由嘉祥吉藏集其大成。但是吉藏之后，则后继无人。千余年之后，才由印公再兴斯学。他的《中观论颂讲记》、《中观今论》、《性空学探源》等书，不只对龙树的中观思想有精辟的抉发，而且对中观的思想渊源也有超迈前人的透识，他以为中观思想是《阿含经》思想的通论，并且以为《阿含》、《中观》思想是一系相承的佛法核心。

　　(7)对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有大异明清以来传统佛学界的看法。此外，其《中国禅宗史》一书，对印度禅如何演化为中华禅的关键所在，也有新颖而深入的解析。

　　(8)在佛法的信仰价值方面，他主张（原始）佛法比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更为纯正。在大乘三系中，以‘性空唯名系’最为近真，而‘真常唯心系’则较为偏离。并主张人间佛教比天乘佛教（密教）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