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黄花分外香（二、下）----郭维屏山西抗战之生死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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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黄花分外香（二、下） ----郭维屏山西抗战之生死劫难来源：晋绥网 作者： 郭友苏 更新时间：2020-09-06 浏览：461
战地黄花分外香（二、下）
----郭维屏山西抗战之生死劫难
纪 念 阳 曲 县 抗 日 民 主 政 府 成 立 八 十 周 年
悼念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郭维屏逝世三十周年
六、首任抗战县长 实施“四大动员”
山西打顽固战役获得胜利，按中央指示要求，牺盟会与新军决死队主动致电阎锡山，表示：牺盟会与新军决死队忍痛既往不咎，大敌当前，一切应以民族利益出发，一切应谋合理解决，愿继续在阎（锡山）司令长官领导下，继续坚持进步，继续团结，抗战到底。表达愿与阎锡山重归和好的愿望。
阎锡山表示：他是国共两党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对国共双方都有利。经双方派员谈判协商，“晋西事变”终获和平解决，阎锡山没有投降日寇，又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之内。
晋西北自此进入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晋西北顽固势力被全部肃清，终结抗战以来晋绥军、八路军两军共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并存，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共驻晋西北的局面。按约定，阎锡山的晋绥军势力退到晋西南，八路军一二0师又重返晋西北，牺盟会决死队在晋西北执掌政权，一心一意抗击日寇侵略者。
根据中央指示，晋西北成立以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的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等各项工作；同时，筹备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拟选举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的晋西北抗日革命政权。
1940年1月2日，八路军工作团的萧（肖）靖同志传达上级决定，成立新的第八专员公署，任命顾永田为专员、康世恩为副专员；会议宣布筹建成立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由郭维屏担任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
郭维屏他们离开大川驻地，转赴狮子河驻扎，着手筹备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筹备地点开始选在老书寺或红梁岩，后又返回狮子河，最终确定在胡家峪。筹建人员以牺盟会骨干为主体，囊括各界各方面进步力量，要共建阳曲县的县、区两级抗日民主政权。阳曲县牺盟会在胡家峪村，召开阳曲县两级干部会议，选举首届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参会人员以投票方式，选举决定郭维屏为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
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清（源）、太（原）、徐（沟）、阳（曲）、交（城）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在晋西北行政公署（晋绥分局）建立之前，也是晋西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时，康世恩同志代表山西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第八行署，专程到会并发表讲话，祝贺阳曲县打顽固斗争取得胜利，祝贺阳曲县首届抗日民主政府新政权建立。
新成立的阳曲县政府下辖七区，其中：一、三、五区是游击区，二、四区是新开辟区，还有静（乐）一区、忻（州）三区当时也隶属阳曲。按照划分，狮子村、嘉乐泉一带为一区，区长为杨斌同志；水头、黄寨一带是二区，区长为丁林同志；河口一带为三区，区长为郭良同志（1941年牺牲）；邢家河一带是四区，区长为郭力现同志；西庄一带是五区，区长为冀佩之（冀培芝、后牺牲）同志；忻（州）三区区长为尹德同志；各村的村闾长，大都由牺盟会村干部担任，五区区长冀佩之（冀培芝）同时兼任军事武装游击队（小工卫队）队长。
县政府内设机构，初设两科一局，即由一、二科与公安局组成。一科科长李连寿（郭维屏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同班同学，1943年8月牺牲），负责粮食、财贸；二科科长王惠德，负责县政府内务管理与行政后勤；公安局局长武锐兼任公安警卫连连长，负责治安管理、犯人看押、警察队伍等。几天后，萧（肖）靖同志又传达地委决定，在县政府基础上成立中共阳曲县委员会，杨新同志任县委书记，张兴业同志任组织部长，杨新同志共产党员身份由此公开。
1940年1月15日，晋西北地区军民在兴县召开大会，公推中国同盟会元老、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为晋西北行署主任，牺盟会总会领导牛荫冠为副主任；经党、政、军、民充分协商，投票选举，公推素有重望的续范亭将军为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主任；成立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为总指挥，罗贵波为政治委员；成立涵盖各界的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选举贺龙为主任委员，续范亭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晋西北（晋绥）地区各界革命群众组织由此诞生。
“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八路军主力和新军全部撤到晋西北。1940年2月7日，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中共晋西区委员会(晋西区党委)。新合并成立的晋西区党委，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以及内蒙大青山地区党的工作。新合并的晋西区党委书记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担任，副书记由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担任，赵林兼任组织部长，张稼夫为宣传部长，龚逢春为武装部长，罗贵波为统战部长，刘俊秀为民运部长兼妇委书记。
1940年2月，新合并的晋西区党委领导机关，迁入兴县张家圪埚村牛王庙；5月，先后迁往兴县高家村、碧村、冯家庄村；6月，日军“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区党委过黄河，转移至陕西省盘塘村；反“扫荡”战斗结束后，1941年8月，晋西区党委迁至兴县蔡家崖乡北坡村。
抗战期间华国锋同志在阳曲（今古交市）关头村
据郭维屏档案历次自传与登记表多次记载：1939年5月至1939年12月，郭维屏任陽曲縣牺盟会特派员；1940年1月至1941年8月任陽曲縣縣政府縣长。1944年，盖有中共晋绥分局党校公章的《幹部登記表》鉴定结论，也记载郭维屏是在陽曲縣牺盟会和陽曲縣縣政府，里面没有东、西阳曲县划分之说与记载。
萧（肖）靖同志建国后曾任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主席，省委工业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1964年7月逝世。
任悟僧同志建国后长期从事政法工作，曾任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太原市政协主席，已逝世。
华国锋同志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主席，2008年8月逝世。
七、勇打日军侵略 拓展红色政权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日军针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了“扫荡”和“蚕食”，晋西北根据地进入历史最艰难时期。郭维屏把原阳曲县牺盟会游击队（小工卫队）进行扩建，组建了阳曲县政府游击大队。
阳曲县政府游击大队，郭维屏亲自主抓领导。游击大队大队长由原牺盟会游击队队长、五区区长冀佩之（冀培芝）担任，指导员由为鲁何保，骨干主要有焦为礼、李鸣山、刘寿子、郜辛酉等同志。游击大队之所以又称小工卫队，主要是大队长、指导员等骨干，都来自新军决死队工卫旅，工卫旅前身是山西工卫总队，工卫总队发起人组建者是工卫旅旅长、党委书记康永和。郭维屏曾向康永和要求给阳曲县派些军事骨干，因此，康永和从工卫旅选派一些军事力量，包括县牺盟会主任兼工会主任张兴业，游击大队长冀佩之（冀培芝）等都由康永和直接派遣。他们都是太原市产业工人，都有一定军事经历和作战经验，勇敢挑起阳曲县牺盟会游击队重担。阳曲县游击大队战士主要来自阳曲当地农民，也有旧军暂二旅被我军击溃后解放投诚人员参加。游击队最初是三十多人三个班，后来扩大为百来人，再后发展壮大到300多人，扩建成6个中队的游击大队。武器有工卫旅的支援，有决死19团冯基平打顽固胜利缴获薛文教暂二旅部队的拨付，更多是后来从对敌战斗胜利后从敌人手里缴获。
五区是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辖的游击区，辖区范围在阳曲县最西北端，北与静乐县（娄烦）接壤，属于敌我双方拉锯地区。五区主要活动区域在狮子河以东，柳林河西侧的西庄、高足梁一带。阳曲县游击大队放在五区，主要基于这里地处丘陵，山高路险，行走艰难，敌伪势力基础相对薄弱，与红军在井冈山武装割据路径相似，能进能退，运行自如，有利于游击大队立足发展。区长冀佩之（冀佩芝）兼任游击大队长，有利于拉锯区的基层政权建设，更有利于武装斗争开展。
阳曲县牺盟会游击队开始主要活动在高足梁、老书寺、阁上、红梁岩一带，组扩建游击大队后，逐步深入兰村、关口、韩庄、西庄、凌井等敌占区，不断袭扰打击日寇侵略者。阳曲五区凌井沟，古称鬼门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沟深达三十余里，是游击战打伏击的好地方，游击大队经常活动在这里，对日伪军进行伏击，杀伤威胁很大。日军侵略者在阳曲周围接连修筑据点岗楼，一些汉奸势力觉得有了依靠，也很猖獗嚣张，他们对抗日民主政府和游击大队既怕又恨，时常勾结引领日伪军前来偷袭“扫荡”，也经常派汉奸特务过来侦察破坏。与中国近代历史相似，每当国家发生危难，每当民族遭遇外侵，总有人跳出来，争做汉奸，甘当“内鬼”，他们人数不多，影响破坏力有限，但涣散民心，制造恐怖，为人不齿，值得警惕。
<span color:#4c33e5;"="" style=";padding: 0px;color: rgb(76, 51, 229);font-size: 20px;line-height: 2;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山西阳曲西凌井沟
游击大队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在郭维屏直接指挥下，英勇果敢，顽强斗争，践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在阳曲县四面被敌包围的险境之中，在晋西北敌强我弱的国难时刻，游击大队与县委县政府休戚与共，不离左右，活动战斗在一起。他们机动灵活开展游击战，主动频繁武装出击，打得日军胆战心惊，打得敌伪不敢公开出来活动，打得土匪山贼气焰大为收敛，群众安全感得到极大增强。农民种地，发展生产得到保护，商人做生意，穿山越岭不被抢劫，阳曲县抗日民主政权管辖范围和影响力逐步扩大，甚至对太原日伪军也产生很大威胁影响。
阳曲县大川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是太原城郊的西部屏障。无论日军进攻太原，还是阎锡山占据太原，都把大川地区当做据守太原的头道防线。它也是交城山的前沿阵地，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大川地区，始终都在对敌斗争最前线。
郭维屏与杨新他们，在阳曲的平川地区，同日军、伪军、汉奸战斗；在山区丘陵地带，同土匪、山贼战斗；在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与天斗，与地斗。狼窝里杀敌，夹缝中苦斗，悬崖险境上建政。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无数危机，热爱中华，信仰坚定，不惧苦难，不怕牺牲，果敢坚强。通过流血牺牲，顽强打拼，硬从各种势力范围圈里，抢出一块“红色地盘”，打出一片抗日革命根据地。
在康世恩、雷任民、冯基平以及萧靖（肖靖）等上级的全力支持下，在八路军、决死队的强力支援下，伴随晋西北“打顽固”斗争胜利，他们终结了1938年2月以来，阳曲县共产党各系统以及牺盟会、动委会等抗战组织，在阳曲地域被摧毁、被销声匿迹、被挤压在地下的被动局面，阳曲县牺盟会组织又重新恢复站立起来。
他们开创了阳曲县第一块红色革命政权，开创了晋西北第一家县级抗日民主政府。阳曲县抗日革命成果的取得，引起太原日伪势力觊觎，引得敌人从太原前来“扫荡”偷袭。日寇时常派汉奸特务来侦察破坏，有时日寇也调集大批精锐力量进行“扫荡”，妄图一举扼杀消灭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一举消灭阳曲县游击大队，这些来犯之敌或来了扑空，或被全部击退，甚至被彻底歼灭。
1940春，阳曲游击大队在关山一带活动，夜宿韩阳五井村，被日军发现并跟踪。拂晓时日军到达村外，企图全歼游击大队，日军来势凶猛，约一百多人，装备精良，当敌人在形成包围圈时，被夜间值班哨兵发现，鸣枪报警，游击大队立即投入战斗，在张兴业、冀佩之的英勇果敢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连续击退敌人五次冲锋，激战两小时后，天光大亮，日军见地形对己不利，而且已伤亡较重，带着十几具尸体狼狈溃逃。
随着斗争形势向好发展，特别是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中共阳曲县委已由地下转入公开，县委虽然不挂牌子，但在抗日民主政府内部已然公开。郭维屏与杨新，这对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的战友，每天生活战斗在一起。他们一起商讨工作，一起布置任务，一起进行武装斗争，一起保境安民。他们配合默契，形影不离。郭维屏开玩笑说：井冈山时期，国民党污蔑叫嚣要“杀猪（朱德）拔毛（泽东）”，要“剿灭朱、毛股匪”，要“剿灭彭德怀股匪”，结果红军越剿越多，越剿越强大；阳曲的郭（维屏）杨（新）抗日民主政府，他们也叫嚣要“砸锅（郭维屏）吃羊（杨新）”，可不仅砸不了锅（郭），更吃不着羊（杨）啊。随着阳曲县游击大队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在初起的游击区五区一带活动，而且逐步扩大活动势力范围，把战斗活动延伸跨至忻州、静乐公路沿线，甚至在靠近娄烦敌人据点周围开展斗争。
1940年春夏之际，静一区（静乐县一区当时归属阳曲县）赤泥窊村，在反动势力煽动下，组织起反动武装“铁锹队”，围攻静一区抗日工作人员，威胁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郭维屏闻讯，立即组织游击大队一中队，迅速赶赴赤泥窊村，就地歼灭这支反动武装，平息这一反革命事件。在游击大队不断地打击震慑下，汉奸恶霸的嚣张气焰开始收敛，日寇一般小股部队不敢出来抢劫，抗日民主政府影响力加强，民主政府更好开展工作。
1940年4月，“四大动员”进行中，阳曲游击队在张兴业带领下，突袭木口村敌伪势力家庭，没收银元二千多块，粮食二十多担以及布匹若干，震慑打击投降当汉奸之风，警示当汉奸卑劣下场。缴获的银元由冀佩之、鲁何保、郜辛酉同志分别携带保管，历经艰辛，分毫不差，全部如数带回，上缴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长李连寿登记造册，接受保管被收缴的银元。郭维屏他们认真对待每一枚铜板银元，锱铢必较，绝不含糊，从未想过个人截留使用，更未想到贪污据为己有，这种习惯传统，保持终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郭维屏从未有侵吞公私财物现象，他对贪污腐败始终鄙视。
1940年6月，郭维屏奉上级紧急命令，率领阳曲县游击大队从古交赶赴静乐县曹家掌（今娄烦县），参加米峪镇（今娄烦县）围歼日军战斗，游击大队配合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在曹家掌南侧制高点打击日军。经激战，终于取得米峪镇战斗重大胜利，同时再次相会余秋里同志。
1940年8月，阳曲县二、五区合并，游击大队再次扩编，扩编后的阳曲县抗日游击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人数达一百五十余人，大队长由李清连（老红军）担任，政委由雷满勤（老红军）担任。后任游击大队队长任世洪，也由八路军120师358旅派遣，人数逐步发展成三百多人。活动范围由原来的五区区域，扩大到五区新开辟的地域，在柳林村、华山村一带。
1940年10月20日，阳曲游击大队配合八路军120师358旅，袭击驻龙泉据点的日本侵略军，捣毁日军龙泉据点，歼灭日伪军200多人。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郭维屏率领阳曲县游击大队积极参战，游击大队得到更大战斗锻炼。由刚成立时的保卫抗日民主政权，反（汉）奸除（恶）霸，宣传群众抗日，保护群众夏秋收割，打击日伪军抢粮等武工队性质，发展到配合主力部队打大仗，参加八路军总部部署的百团大战大战役。
县游击大队配合工卫旅二十一团，在团长张新华统一指挥，突袭忻县豆罗、平社两个车站日军据点，掩护群众破坏铁路，破坏通讯设施，切断敌人交通运输线，阻击截获日军物资供应。攻打关口村日军据点，攻击拿下两个碉堡，重挫敌人锐气。游击大队勇敢顽强，英勇参战，打伏击，攻炮楼，割电线，破坏日军铁路桥梁，处理汉奸恶霸，肃清土匪，不断扩展管辖区域。
游击大队主动袭击日伪军据点，助力抗日民主政府，挤压敌伪势力，拓展开辟新的区域，建立新扩区域的乡、村两级抗日政权，成立农、青、妇、儿等群众组织。铲奸除霸，保境安民，发展贸易。活动范围不仅冲出阳曲五区周边地带，还扩大到文（水）交（城）边山区域，后来更进一步发展壮大到忻州、静乐、娄烦，直至太原市郊区西铭等地。
然而，从1940年12月开始，日本侵略军集中两万多兵力，向包括静乐、阳曲在内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冬季大“扫荡”。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战斗形势更加险恶，生存环境更加困苦，战斗节奏频率越发加快。日寇在阳曲县城、黄寨、古交等交通要道，张贴告示，重金悬赏出5000元金票，后来增加至10000元，要取郭维屏颈上人头。抗日民主政府终日准备进行战斗，郭维屏和杨新等高度戒备，整日处在人不离枪、马不卸鞍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进行斗争转移。那段时期，他们整日不敢脱衣休息，更不奢望睡个囫囵觉，不分黑天白昼，经常转移到山庄窝棚或偏远小村庄宿营，最多临时找个稍安全的地方，打盹小憩一下，休息前，放哨警戒，把布鞋鞋带，往紧系一系，随时迎接战斗，时刻准备转移。
阳曲县“扫荡”反“扫荡”斗争激烈凶残，仅举几例，可窥一斑而知全貌。
1941年1月1日，县武委会主任郭良同志（曾任三区区长），在去三区工作途中，突然与敌人正面遭遇，经激烈战斗，在南社村（现大南坪乡）英勇牺牲，时年年仅28岁。
1941年1月8日，358旅8团副团长左清臣同志，率2营在红梁岩抗击300多从静乐县康家会进犯之敌，经激战三小时后，歼敌五十余人；1月10日，敌人不甘心失败，在夜间又出动200余人，偷袭358旅8团2营驻地西庄，2营战士大部到铁路线保护120师供给部的运输队，只有左清臣副团长与一个班战士及勤务人员留守，拂晓时敌人突然向西庄发起进攻，左清臣同志率留守人员奋勇抗击，毙敌五十余人，后因寡不敌众，我留守人员大部伤亡，左清臣副团长光荣牺牲。
1941年1月1５日，“扫荡”晋西北的各路日军，全部被我军民打退，被迫撤回原据点。1941年2月，阳曲县公安局警卫连一个班和县游击大队刘守智等人，夜宿在冶元村，被敌人包围，经激战，仅突围1人，其余全部牺牲，死伤群众6人。
1941年3月，阳曲县游击大队在高粱足，被300多敌人包围，激战中杀敌死伤十余名，我军迅速撤出战斗，敌进村屠杀群众5人，群众被捕10余人，日寇不仅烧毁全村房屋，把抓走的10余人在河口村集体屠杀。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实行疯狂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企图以杀戮暴行，摧毁群众抗日意志，摧毁抗日根据地。侵略者暴行，更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怒，在晋西北军区统一指挥下，八路军部队和各县游击大队，抢抓战机，不分白昼，向敌人展开勇猛奇袭和伏击。日军成为惊弓之鸟，白天害怕伏击，夜间害怕袭击，经常一夜数惊，怕被我军逐个吃掉，将兵力集中收缩，重点向静乐、阳曲、交城一侧收缩，阳曲县抗日斗争形势更加艰苦，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
1941年春，晋西北召开财贸经济会议，中共晋西北军政民委员会书记贺龙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贺龙书记说：随着日寇对晋西北两次大“扫荡”，特别是日寇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的推行，晋西北根据地现在是，冷水洗JB，越洗越小，晋西北经济越来越困难。不仅部队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而且群众也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住，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党政军民要一起努力，下决心，一定要把生产建设做好，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作为1941年的首要任务。
此后，阳曲县立即行动，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开展贸易，当做除武装斗争外的重要任务。在县政府一科（财政科）成立贸易公司，组织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贸易。在屯兰川、平川等地陆续开设一些商铺、酒坊、油坊、粉坊、醋坊，把阳曲县出产的土特产品：粮食、毛皮、硫磺、手工产品等，销往后方的临县、兴县等地，甚至和陕北地区交换调剂或调入物品，有效的缓解县政府财政困难。通过发展农副业生产，特别是在阳曲县河口附近的磨石沟，组织群众熔炼硫磺，不仅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还向八路军兵工厂，提供生产军火弹药的主要原材料，以及引火物等。
康永和同志建国后曾任山西省总工会执委会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常驻捷克布拉格）、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2013年12 月逝世。
八、锄奸镇特固政权 公安建设“挖眼线”
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红色政权，虽在四面是敌的包围之中，但也犹如在日伪军心脏部位，插上了一把利刃尖刀，日伪军对他们既仇视又害怕。他们对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时常发起军事进攻“扫荡”，也经常派特务汉奸“渗入”阳曲县根据地进行破坏捣乱。斗争形式、特点不断发生变化，郭维屏和杨新他们也随变化而变化，积极开展锄奸反特，打击敌伪破坏活动。
1.建立秘密情报网络 迅速传递敌情信息
伴随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县公安局同时组建。县公安局认真选拔公安人员，严明工作纪律，加强业务训练，很快成长为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内部重要组成部分。“刀把子（公安局）”、“枪把子”（县游击大队）是支撑抗日民主政府生存执政的力量基础。公安局是忠诚勇敢，战斗力强，保护群众的“刀把子”。首任公安局长武锐，年轻有干劲，喜欢学习各种知识，爱钻研公安业务，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处事稳妥精细，做人低调朴实。县公安局也一直把锄奸反特工作，列为县局首要任务开展进行。
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辖区前后左右，处在日军势力范围。阳曲周边的关口、西铭、古交等交通要道到处都是日军岗楼，康家会（静乐）、天池店（娄烦）、黄寨等地碉堡林立，把新生的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紧紧围在其中。阳曲周边形势明显处于敌强我弱，敌情高度危险复杂。若以阳曲镇为轴心基点，向四周扩散性观敌，直线离日军之最近的距离，大都在二十多公里左右。敌情危机，形势严峻，若想生存，若想保住抗日根据地，在加强军事武装斗争同时，必须加强公安建设，必须注重情报力量工作。
县公安局通过各区、村组织，建立稳固的秘密情报网点，组织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检查路条，发现敌情，立即逐村传递，快速报告县政府。遇有特殊紧急情况，用鸡毛信沿村转送。鸡毛信是中国抗战期间，山西根据地独创的情报转递方法。在信件插上鸡的羽毛，由各村村民将信件逐村传递，如信角上只插两个鸡毛，表示是一般情报；如信的四角上各插一根鸡毛，说明情况紧急，必须快速转送；信的内容都是暗语，即使丢失或被鬼子发现，也破译破解不了。例如发现驻古交日伪军出发，就画小米穗代表日军，画黑豆代表伪军，用米穗、黑豆数量表示人数、行进方向等。还在山梁顶上竖立起草人、草靶，白天敌人出发向哪方向，草人就倒向哪边；夜晚哪村有敌人，哪村就把草靶点火。一有敌情出现，相距十几里路的村庄，不到十分钟就能传到信息，干部群众空室清野，向安全地方疏散转移。村连村，庄串庄，随时掌握敌情，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此外，公安局直接领导一些秘密情报员，多以“一对一”单线领导。他们基本隐蔽在日军据点附近，或者繁华热闹地带，以各种公开身份做掩护，密切监视敌人行动，随时搜集敌情信息，此举对根据地建设，起到异乎寻常作用。有的重要秘密情报人员直接由郭维屏单线领导，这种方法模式，郭维屏在后来的晋绥六专署，在八分区的文水县，凡他担任公安局长的地区收效都很好。
2.铲除日伪基础 震慑汉奸投敌
阳曲县贫苦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仇恨日寇更占绝大多数，日寇侵略者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激起全民仇恨。据不完全统计，仅阳曲县古交镇一地，从1940年3月陷落，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日寇屠杀抗日干部群众427人，被捕后失踪30人；被抢大牲畜1004头、猪羊不计其数；烧毁房屋8473间，修建碉堡强拆民屋614间；杀害干部群众男性死难者401人，女性26人，其中包括：10岁以下儿童4人，区级以上干部牺牲11人，共产党员牺牲21人，民兵牺牲35人。日寇侵略者犯下的血债罪恶，有相当部分是汉奸日特提供情报，并引领日寇实施所为。
根据地公安工作主要任务包括：防止、镇压日特和汉奸的一切罪恶行径，包括阴谋暴动、暗杀破坏、组织哗变和侦窃机密等行为。侦察肃清混入根据地的日特汉奸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巩固革命秩序，动员领导群众进行反奸锄特活动。县公安局通过改造村级政权，狠挖日伪基础“眼线”，使日伪军变成“睁眼瞎”。通过建立情报网点，随时掌握敌情动向，做好各项防范打击。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爱国者，涌现出无数抵御外敌入侵的英烈，也不乏有投降派与内奸敌特。抗战以来，阳曲县汉奸日特：认贼作父，甘当内奸，出卖抗日志士，出卖乡里乡亲，向日伪军报告我抗日民主政府情报，使艰苦艰难的抗战更是雪上加霜。对于群众最愤恨、最危险、最危害抗日民主政府的汉奸行为，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两面派”乡村长，则采取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减少弱化敌伪基础力量，教育他们不要投敌当汉奸；对不听劝导劝阻，继续要当汉奸者，从民族大义开展思想说服，从做汉奸对不起祖先，进行正面教育，从当汉奸没有好下场思想惩戒；对最终反复教育仍不改变，继续做汉奸者给予镇压。对敌占区伪乡村长，也逐个分析研究，认真区别梳理，把他们分为三类：背我向敌的，背敌向我的，背敌背我的。坚决打击少数背我向敌的；尽可能争取背敌背我的，把他们向我方转化；巩固那些背敌向我的。主要方法也是宣传抗日必胜，晓以民族大义，对少数经教育仍执迷不悟，继续做恶的坏人，采取武装警告或关押教育。
九、遭偷袭顽强抵抗 突重围山崖滚马
阳曲县的前后左右都有日、伪军驻扎，日寇时常对阳曲地区实行“篦梳”式扫荡，日军碉堡、岗楼林立，日寇实行杀光、烧光、抢光阳“三光政策”，使抗日民主政府经常转移地点，经常要通过铁路线，要穿越公路封锁线，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因此，翻山越岭是家常饭，行军转移是日常事。
由于战事频发，大家都养成一个好习惯，晚上睡觉前如有可能，就想办法找热水泡脚。打开绷了一天的小腿绑腿布带，放松紧绷的下肢，让血流循环加快，解除一天的紧张疲劳，但不能脱衣服睡觉。泡脚为了尽快消除疲劳，利于次日转移行军和打仗；不脱衣服，为随时打击敌人，随时准备转移撤退。由于长时间不脱衣服，不能洗澡，衣服又破又烂，虱子长了很多，郭维屏经常诙谐的说笑：“我们是腰带上挂头颅，不知甚时候就牺牲”，“虱子多了不知道咬”，“鬼子多了不发愁”，“老虎下山就是一张皮”，“士兵不士兵，身背四十斤”。条件依然艰苦，战事频频发生，坚定的信仰，革命的乐观主义，抗战必胜的精神，顽强支撑着郭维屏，也激励着他的战友们。一有敌情发生，郭维屏立即带上“四大件”：手枪、公文包、干粮、行李，即刻投入战斗或立即转移。
郭维屏他们经常偷袭日寇，经常变换驻地，经常进行夜间行军。夜行军经常距日军营地很近，双方经常擦身而过，距离近的不到几里，有时甚至就在几百米相互对面，都能看见对方人影，但中间鸿沟深壑阻隔，虽然相互敌视，却也无可奈何，只是相互骂几句，或者打几枪，尽快转移离去。丘陵地带，夜行军时，经常听到日军话语声音，有时遭遇日军盘问口令，或就近隐蔽，或正面直冲过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随时随地提防日军偷袭报复。
1941年7月初，纪念“七.七事变”爆发四周年，上级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小规模攻势，郭维屏率领县游击大队两个中队，参加战斗，获得战斗胜利。战斗结束，由平川地区向县政府驻地返回，返回途中，天色已晚，就在途经的边山村宿营。由于连日进行战斗，大家人困马乏，十分疲劳，觉睡得十分香甜，凌晨时刻，突然被急剧地枪声惊醒，发现已被日军敌人包围，日军叽哩哇啦高声乱喊，子弹嗖嗖乱飞，郭维屏立即组织战士还击。激战中，他们凭借房屋围墙作掩护，把偷袭进攻的鬼子，打的抬不起头来，打死打伤一些鬼子。郭维屏手持驳壳枪，向偷袭的鬼子勇猛射击，战士们也英勇射击，拼命进行顽强抵抗。打 了一会儿，趁着日寇枪声减弱，郭维屏拉起战马，要赶在天光大亮之前率队突围。他们边打边向村外冲，警卫员申照太、安长厚等战士紧随其后，跟着一起往外猛冲。日寇看到一个骑战马身背公文包的，断定是个大官，更加紧追不舍，一心想要活捉。郭维屏骑马急速狂奔，子弹从耳边呼啸飞过，天尚未大亮，战马跑的速度很快，奔跑中，战马被鬼子子弹射中，马跑了一段，突然倒下，郭维屏连人带马一同从山崖滚下。
山涧里，郭维屏被摔昏迷，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苏醒。他发现自己还活着，感觉浑身是血，疼痛难忍，四肢发木，头脑昏沉，右侧肩部剧烈的疼痛，右臂胳膊已抬不起来，他强忍着剧烈疼痛，使劲全身力气，用左手强支着左臂，咬牙站起，发现战马喘着粗气，腹部流血，已经站不起来。山顶上，鬼子呐喊着，不断有子弹射击过来，子弹打在石头上擦出火花，他强忍着剧烈伤痛，利用起伏的山峦，躲开日寇呐喊枪击，把日寇追兵甩掉，脱离了危险境地。
事后得知，日军也改变以往做法，采取昼伏夜出，收买汉奸带路，对抗日武装定向进行偷袭。因有汉奸告密，郭维屏他们一进村，就被汉奸把行踪报告日军，因此日军赶过来偷袭。汉奸“内鬼”确实比日本鬼子可恶可恨。
郭维屏从山崖高处滚落下来，不仅人被摔得差点送命，身上的公文包也被摔丢失，包内包括一份油印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四期。为此，郭维屏受到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党内纪律处分，党内留党察看三个月。三个月后，地委书记慕纯农，通知郭维屏处分撤销。
同一时期，日军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八地委机关也遭偷袭。原晋绥党校教育干事张矛回忆：（日军偷袭）搞得饶斌很狼狈，马也丢了，有一封晋西区党委给北方局写的报告也遗失了。他（饶斌）深知保守秘密的重要性，生怕给党造成危害严重危害。他对妻子张茅说“丢失文件是对革命的犯罪呀!”说话时他眼里满含着泪水。8月26日至9月3日，中共晋西北党委召开高干会议，（八地委书记）饶斌汇报八地委工作情况和丢失文件的事，区党委按保密条例规定，给予地委组织以警告处分。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相当落后，抗战时期，根据地条件更加艰苦。整个阳曲县没有一家医院，县城仅有一家中药铺，中药铺只卖中草药，中药铺有店主、伙计和药工，店主懂中医，也兼中医大夫，能医治一般常见性疾病。对于跌打损伤类疾病，能帮助整骨捏骨敷药，而对郭维屏这样重患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当时，国人对西医西药不了解，西医西药价格也很贵，山西除个别地方偶有教会医院，其他大部地区都是郎中，没有医院。整个阳曲县城，既缺医少药，更没有什么医疗设备，药铺只能做简单包扎敷药。郭维屏右臂肩膀骨折摔断，只在患处敷些草药消肿，不像现在透视X光片、CT、显微镜接骨等，方法种类繁多。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且斗争形势和战斗任务也不允许休息，抗日民主政府许多事务，需要他去处理解决，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期限，致使右肩终无法抬起，右臂臂膀终身致残 ，后来也未申报伤残，更未评什么等级伤残，只是档案有记载。
阳曲战斗负伤，郭维屏带伤仍坚持战斗。虽然右臂膀无法活动，走起路浑身酸痛，但工作任务不能耽搁，照样安排县政府各项工作，照样坚持武装斗争，一天也不曾休息，更不曾进行休养。这是郭维屏对党信仰，对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基层政权与高层领导机关间的重要的区别。郭维屏感觉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心里很是着急，偶尔也很苦闷。不久，上级考虑他的身体已不适应艰苦的战斗环境，将他调到形势较好、刚刚组建的晋绥六专署，领受新的战斗任务----开辟新区的民政工作。这是郭维屏在阳曲县抗战，遇到的第二次生死劫难，也是他参加革命后，山西抗战的第三次生死劫难。
郭维屏依依不舍离开了难忘的阳曲，毅然奔赴新成立的晋绥六专署地区，去迎接更加新的任务，接受新的斗争与考验。
郭友苏 2020.8.23
①载《历届总理副总理小传》
②载《华主席的故事》
③载《饶斌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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