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深刻的记忆——追思滕维藻先生
发布时间：2011-02-12 09:34:33
发布人：
滕阳春
滕维藻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9年天津解放后他即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民盟南开大学支部成立，他是第一届支部的6委员之一。1954-1957年曾任民盟天津市委第二、第三届市委委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多是先加入民主党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例如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季陶达，哲学家冯文潜，文学家李何林等人都是如此。
在我和滕维藻先生的接触中，有3件事对我感触极深。
第一件事，1981年底，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郑天挺教授逝世。郑天挺教授时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即会长），1982年初，中国史学会要在北京召开一个纪念大会，学校决定由滕先生代表南开大学作发言，全面系统地介绍郑天挺教授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滕先生是研究经济的，郑先生是研究历史的，我是郑先生的学生，所以领导指定由我来为滕先生准备发言稿。滕先生做事非常认真，对发言稿一字一句地询问，我记得在去北京的车上，滕先生一路都在和我交流讨论发言稿的内容，有时由我来念给他听，哪些地方不合适就即时改正。以滕先生的学识和地位，他完全可以根据发言稿的内容即席发言，但他没有这样做，仍然很认真地按照稿子发言，效果极好，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第二件事，1998年讨论南开、天大合校问题，当时意见分歧很大，天津市委要求民主党派搞一个调研，由民盟天津市委高教委员会具体操作，这个任务交给了南开大学。我接到任务后，先后调查走访了许多人，并专门请教滕先生。滕先生在谈天南大合并时，特别谈到了医学院问题。他说，天津医学院朱宪彝院长想办一个6至7年制医学班，但天医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外语的基础差一些，朱宪彝主张天医只有和南开大学合并，使医学和理化、生物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件事没办成，他很遗憾。滕先生说，仅天南大两校合并太单调，还应该将天津医学院也合并进来，这样医学专业才能很好地发展。虽然合校问题最终没有落实，但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总医院联合办学，充分说明了滕先生的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
第三件事，1997年南开大学民盟为滕维藻、钱荣堃、张涛3位先生举办80华诞祝寿会。在这次会上，滕先生对自己的一生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讲述了他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历和思想，他的发言感人肺腑。从滕先生叙述自己的经历，反映了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追求光明的不平坦道路。当时钱荣堃先生说，我和滕先生的情况差不多，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研究经常受到批判，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大，我们现在的成绩都是改革开放后，在60岁以后做出来的。这就使我更深刻地感觉到应该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科学的春天，以滕先生锲而不舍的精神为榜样，竭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南开大学民盟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为80岁的盟员举办执教40或50周年暨80华诞祝寿会，滕先生每次为祝寿人员题写纪念册时都非常热情认真，并积极参加祝寿会。
在我负责南开大学民盟工作期间，滕先生对我的工作总是很支持，使我终生难忘。如今滕先生离我们而去，他的事业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念他。
（原载：《南开大学报》2008年4月3日第四版）
在我和滕维藻先生的接触中，有3件事对我感触极深。
第一件事，1981年底，我国著名的明清史学家郑天挺教授逝世。郑天挺教授时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即会长），1982年初，中国史学会要在北京召开一个纪念大会，学校决定由滕先生代表南开大学作发言，全面系统地介绍郑天挺教授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滕先生是研究经济的，郑先生是研究历史的，我是郑先生的学生，所以领导指定由我来为滕先生准备发言稿。滕先生做事非常认真，对发言稿一字一句地询问，我记得在去北京的车上，滕先生一路都在和我交流讨论发言稿的内容，有时由我来念给他听，哪些地方不合适就即时改正。以滕先生的学识和地位，他完全可以根据发言稿的内容即席发言，但他没有这样做，仍然很认真地按照稿子发言，效果极好，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
第二件事，1998年讨论南开、天大合校问题，当时意见分歧很大，天津市委要求民主党派搞一个调研，由民盟天津市委高教委员会具体操作，这个任务交给了南开大学。我接到任务后，先后调查走访了许多人，并专门请教滕先生。滕先生在谈天南大合并时，特别谈到了医学院问题。他说，天津医学院朱宪彝院长想办一个6至7年制医学班，但天医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外语的基础差一些，朱宪彝主张天医只有和南开大学合并，使医学和理化、生物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件事没办成，他很遗憾。滕先生说，仅天南大两校合并太单调，还应该将天津医学院也合并进来，这样医学专业才能很好地发展。虽然合校问题最终没有落实，但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总医院联合办学，充分说明了滕先生的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
第三件事，1997年南开大学民盟为滕维藻、钱荣堃、张涛3位先生举办80华诞祝寿会。在这次会上，滕先生对自己的一生作了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讲述了他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历和思想，他的发言感人肺腑。从滕先生叙述自己的经历，反映了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追求光明的不平坦道路。当时钱荣堃先生说，我和滕先生的情况差不多，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研究经常受到批判，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大，我们现在的成绩都是改革开放后，在60岁以后做出来的。这就使我更深刻地感觉到应该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科学的春天，以滕先生锲而不舍的精神为榜样，竭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南开大学民盟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为80岁的盟员举办执教40或50周年暨80华诞祝寿会，滕先生每次为祝寿人员题写纪念册时都非常热情认真，并积极参加祝寿会。
在我负责南开大学民盟工作期间，滕先生对我的工作总是很支持，使我终生难忘。如今滕先生离我们而去，他的事业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念他。
（原载：《南开大学报》2008年4月3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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