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出版了一本40多万字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面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教育儿女的经验。这位世纪老人原来是上海贫民区里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自己设法逃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随丈夫去了日本又回到四川。可她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带着四个女儿再次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留在四川的儿子后来也回到她身边)。历经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为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当时四川是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地方。长女出麻疹时，她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40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小屋内，但她带了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她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她却认为必须让她们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决心仍不动摇。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股，办起了一家纱管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三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们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追求真善美，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

    有一次，鲁迅先生在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她就带了四个女几去听，明知她们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让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乖乖地听着。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她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时，她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

    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邪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切忌任性……她在锦江饭店当女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一概不让到家里来，只有在锦江会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真可谓用心良苦。她的心血没白费，五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敬重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