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电影史上，莱妮·里芬斯塔尔绝对不是第一位女导演(这个称号已由法国人爱丽丝·居伊[1873-1968]独享)，但她绝对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导演，至少是20世纪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导演。然而，她的名声始终笼罩在阴影之下。人们对她的赞誉往往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诋毁，对她的诋毁又常常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赞誉。诋毁是因其政治倾向，赞誉是因其艺术成就。人们可以因其政治倾向而否认其艺术成就，但决不可以因其艺术成就而否认其政治倾向。艺术与政治之间历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里芬斯塔尔的人生悲剧或许就在于试图否认甚至割断这种联系。

    作为电影导演，里芬斯塔尔一生中最主要的作品是为纳粹拍摄的两部纪录片：一是表现1934年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二是表现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奥林匹亚》，这两部影片向来被指责为诠释纳粹艺术精神和的颠峰之作。她在此前导演的故事片《蓝光》倒没有受到什么指责，但她晚年拍摄的表现非洲土著和海底世界的纪录片和摄影作品，依然被许多人指责为体现着纳粹艺术精神的余韵。总体来说，世人对里芬斯塔尔的诋毁多于赞誉。无论受到赞誉或遭遇诋毁的人，还是两者兼而得之的人，都似乎注定要与孤独相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36岁的里芬斯塔尔达到荣誉的顶峰，她的名声可以说仅次于纳粹元首希特勒。二战之后她的名声跌入低谷，曾经7次被捕并且受到先后美国、法国和德国法庭的3次审判，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1956年，她开始长期生活在东非高原的努巴山区，与古朴淳厚的努巴人朝夕相伴。1974年，她在古稀之年开始学习并掌握了潜水技术，此后曾经两千多次潜入印度洋海域，也许只有躲避到寂静的海底世界才能使她忘却社会舆论对她的谴责。

    然而，无论乞力马扎罗皑皑的白雪，还是印度洋碧蓝的海水，都难以洗清她身上的纳粹气息。虽然里芬斯塔尔试图忘记喧嚣的社会，但是喧嚣的社会没有忘记她。每当她走出东非高原或印度洋海域，她都要重新面对舆论的谴责。虽然1948年她结束了牢狱生涯，但是社会舆论的牢狱依然围困着她。虽然1952年西柏林法庭对她作出了“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的终审判决，但是舆论依然认定她应当受到惩处。她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引起媒体报道，她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引起人们关注。

    * 主演山岳电影

    1902年8月22日，莱尼·里芬斯塔尔(原名贝尔诺·阿玛丽·海伦娜)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经营暖气与通风设备的商人家庭。早在幼年时期，她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天才，4岁时写出了第一首诗歌，少年时又学习绘画，受过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并且从表演芭蕾舞开始走上艺术之路。1923年，里芬斯塔尔在慕尼黑举办首场舞蹈表演。此后，她凭借维纳斯式的脸庞，淡金色的头发，白皙的肌肤，苗条的身材，尤其是别具一格的舞姿，在欧洲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征服了许多观众。然而，正当她赢得越来越多的鲜花和掌声的时候，由于膝盖严重受伤，她不得不中断刚刚开始的舞蹈生涯。

    1925年，遭受膝盖受伤之苦的里芬斯塔尔偶然看了一部名为《命运之山》的电影，影片中仙境般的名山胜水、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远比芭蕾舞台气势磅礴，更能发挥演员的表演才华，于是她忽发奇想：何不使自己成为电影明星。她立即向这部影片的导演阿诺德·范克写了自荐信：“请让我主演你的电影，只有我才是你电影中的女主角。”范克与她见面后，感觉她的容貌与形体虽然符合自己电影的要求，但她受伤的膝盖难以保证影片的顺利拍摄。里芬斯塔尔得知范克的担忧后，毫不犹豫地跑到医院做了膝盖手术。当时，很少有人敢于尝试这种手术。因为如果手术失败，腿就可能终生残疾。然而，手术的第二天，当范克来到医院探望她时，手术效果出奇地好。

    1926年，里芬斯塔尔主演了范克导演的《神圣之山》。接着，她又主演了范克导演的其他几部“山岳电影”，如《飞跃》(1927)、《匹兹帕吕峰的白色地狱》(1929)、《勃朗峰的暴风雪》(1930)、《迷人的白色王国》(1931)和《SOS冰山》(1933)。里芬斯塔尔在这些影片中的出色表演使她成为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被誉为“德国的嘉宝”。阿诺德·范克(1889—1974)是一位地质学博士，当过滑雪教练，后来以拍摄“山岳电影”而闻名。这种电影以表现崇山峻岭和人类征服自然的顽强意志为主题，而且是在真实的大自然中拍摄的。由于当时的德国电影几乎都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山岳电影”的出现不仅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而且令人产生激昂向上的情绪(这种电影的源头可追溯到电影诞生之初出现的探险电影，或者说是探险电影的一个分支)。为了拍好这种电影，范克不得不首先把创作人员训练成合格的登山和滑雪运动员。范克拍摄“山岳电影”时有两个重要演员，一个是路易·特伦克(《命运之山》的男主演)，另一个是里芬斯塔尔，两人曾经共同主演《神圣之山》。

    1932年，里芬斯塔尔以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基金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至于拍摄影片所需的资金，她有一句名言：“先让摄影机转起来，就会吸引来资金。”创办自己的公司，拍摄自己的电影，这是性格倔强而又天资聪颖的里芬斯塔尔的必然选择。她不会仅仅满足于听从别人的摆布，何况她在主演多部影片的过程中学会了拍片工艺，而且不乏编剧才能，经常幻想着将自己编写的迷人的神话般的故事搬上银幕，同时她还认定自己具备出色的导演才能。她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蓝光》(1932，与后来成为著名电影理论家的贝拉·巴拉兹合作编剧)，描写了一位聪明而漂亮的山村姑娘不畏艰险奋力探索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女主角由她自己扮演。此片不仅在德国获得成功，而且引起国际电影界的注意，被授予当时世界影坛的最高荣誉——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这部影片高超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德国人的目光，也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其中包括这样两个德国人。1932年的一天，慕尼黑的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映《蓝光》，观众席上两个目光最为挑剔的人居然也为这部影片高超的艺术魅力所震慑。其中的一个人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人说：“记住，一旦党需要拍电影，就必须让这个女人来拍。”说话的人是希特勒，坐在他身边的人是戈培尔。

    * 记录纳粹集会

    1933年1月，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在举行纳粹党代会几个月之前，他就曾经告诉宣传部长戈培尔：让里芬斯塔尔为这次党代会拍摄一部纪录片。然而，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向来对自己奉命唯谨的戈培尔在这件事情上却敢于违抗命令。直到党代会开始的前3天，戈培尔才在希特勒的过问下将“圣旨”传达给里芬斯塔尔。由于准备时间仓促，也由于拍片过程中遇到了来自戈培尔及其部下的重重阻挠，里芬斯塔尔只好勉强拼凑了一部短纪录片《信仰的胜利》，完成后仅放映一场就无声无息了。希特勒完全明白这部影片失败的原因，他坚信里芬斯塔尔是世界第一流的导演，只要放手让她干，就能拍出最震撼人心最富煽动性的影片。

    几个月之后，希特勒将里芬斯塔尔召进总理府，要求她拍摄一部表现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代会的大型纪录片。然而，里芬斯塔尔婉言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一个理由是她因忙于筹拍自己的第二部影片《低地》而无法分身，另一个理由是她在拍摄《信仰的胜利》时遇到的麻烦。希特勒凝视着这位才貌双全的女人，丝毫没有动怒，而是明确表示，这部影片由她全权负责，绝不让戈培尔插手，元首及其部下都不得干预，由她作为艺术家随意制作。希特勒恳求说：“把你的生命给我6天吧，今后你再不会违心替我做事了。”里芬斯塔尔依然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推荐著名导演沃特·鲁特曼拍摄此片，而她则去西班牙筹备《低地》的拍摄工作。

    沃特·鲁特曼(1887-1941)虽以拍摄纪录片而享有盛名，而且他在1927年拍摄的《柏林——大都市交响乐》开创了“交响乐纪录片”的先河，但他在拍摄政治宣传片方面也许并不比尚未出道的里芬斯塔尔高明。里芬斯塔尔从西班牙回到德国之后，发现鲁特曼的构思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他试图以2/3的篇幅表现纳粹党的成长史，里芬斯塔尔认为这个想法行不通，因为缺乏相关的影像资料，于是她决定亲自执导。她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这部影片区别于一般的新闻片，最后发现解决的办法就是大量采用运动摄影。里芬斯塔尔让所有摄影师穿上旱冰鞋，以便获得运动镜头。同时，她想办设法在阅兵场所的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安装运动机械，并且动用消防车以及所有可能用得上的公用设施，甚至在140英尺高的旗杆顶端安装了升降机，以便获得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镜头。为了使希特勒的演讲看起来生动，她在讲坛周围铺设了环形轨道。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让镜头动起来。

    纳粹党人历来歧视妇女，绝对不能容忍这位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女人，而且是正式参家党代会的唯一的女人。许多人竭力诽谤她，甚至妄想赶走她。但是，既然戈培尔已经在希特勒的警告下不敢轻举妄动，其他人的小动作自然奈何不得她。即便纳粹高层人物，有时也被她支使得滴溜转。为了捕捉一个镜头，纳粹的头目们只好拿着讲稿围着讲台跑来跑去，苦苦地扮演各自的角色。

    1935年3月28日晚上，这部最后定名为《意志的胜利》(120分钟)纪录片在柏林最大的乌发电影院首映。影片的艺术成就超过了此前和当时的许多纪录片，而且歌颂的恰恰是正在悄然倔起的最反动的政治势力，向全世界炫耀了纳粹的可怕力量，起到了戈培尔的宣传难以起到的作用。说到此片的特色，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将纳粹的政治和思想艺术化。这部影片迥异于一般宣传片的地方在于，既没有明确表达纳粹党的任何方针政策，也没有将直接宣传意识形态作为影片的首要目标，而是充分调动电影艺术的一切手段，通过捕捉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画面，以非理性的和高度艺术化的象征性影像，以及富有亲合力的情感投入，将纳粹的思想表现得既隐晦而又明白、既节制而又酣畅。与此相关的手法还有：将政治叙事诗意化，将希特勒个人神灵化，将纳粹的活动仪式化。

    里芬斯塔尔因拍摄《意志的胜利》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影片获得的许多奖项令她多少有些忘乎所以，这些奖项包括：1935年德国国家电影奖，1936年威尼斯电影节金奖，1937年巴黎国际艺术与技术博览会大奖。虽然她在1935年拍摄了短纪录片《自由的日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国防军的疾苦，但总体来说，如同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里芬斯塔尔只知道希特勒是一位能够拯救德国的总理，不知道他是一个尚未现形的魔王。那时，即便是那些素来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也很少有人能预见到纳粹后来的罪孽。里芬斯塔尔在享受这部影片为她带来的荣誉时，也为自己种下了厄运的种子。

    * 捕捉奥运奇观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国际奥委会授权里芬斯塔尔拍摄一部纪录片，希特勒不仅没有异议，反倒希望她能为宣传第三帝国再显身手。里芬斯塔尔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即投入了影片《奥林匹亚》的筹备工作。她没用多长时间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组成了多达160人的摄制班子，动用了36台摄影机。在奥运会召开的14天时间里，摄制组全体人员始终吃住在集体宿舍，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为了拍出运动会的宏大场面，里芬斯塔尔不仅利用飞机航拍，建造专门的移动摄影塔，而且别出心裁地将自动摄影机吊在气球上拍摄。为了让摄影师能够仰拍跳远运动员腾空跳跃的雄姿，她还让工作人员在起跳线和沙坑之间挖了坑道，以便安放摄影机。拍摄期间，里芬斯塔尔灵活地调度数十台摄影机，井然有序地指挥着百余人组成的摄制班子。

    尽管纳粹政府为里芬斯塔尔拍摄这届奥运会提供了资金和许多方便，但她也不得不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各项规定。因此，她在拍摄《奥林匹亚》过程中所能运用的电影技术手段是受到限制的。在比赛过程中，摄影机当然不能过分靠近运动员，以免使他们分心。然而，通过创造多种多样灵活机动的拍摄手法，里芬斯塔尔使摄制组能够进行远距离摄影和采取异常角度拍摄，从而克服了这些局限，通过加强风格上的多样性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

    纳粹政府为奥运会在柏林建造的大型体育场馆和其他设施，反映了这个政权为了让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深刻印象所做的努力。这些场所在设计时就已考虑到了拍摄电影的需要。但是，里芬斯塔尔及其同事很难控制实际的赛事安排，而且绝大多数场面调度都无法搬演。然而，里芬斯塔尔提前获悉每次比赛的时间地点，以便详尽地计划影片的具体拍摄方案。在剪辑阶段，她又通过对剪辑的控制和声音的运用，对影片的最终效果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部影片的场面调度是由奥运会官员而不是由电影导演控制的，但在某些场景中却明显存在着导演操纵的迹象。比如，影片开始部分表现的事件(晨跑、蒸汽浴、游泳和锻炼)显然是为拍摄安排的。晨跑者经过摄影机时队形完美，运动员俱乐部外的人群面带笑容并且作出各种姿态，这样的场面显然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第五部分中展示看台前面妇女表演配乐体操的场面，也不可能不是导演在事先就排练好的。影片的最后时刻肯定是搬演出来的，带有一圈探照灯光的看台似乎像一个模型，一排排移动的旗帜是为摄影机而不是为场内观众安排的。

    由于可供选择的素材繁多，里芬斯塔尔面临着繁重的剪辑任务(沃尔特·鲁特曼担任了此片的剪辑顾问)。事实上，这部影片直到奥运会结束两年之后的1938年才发行，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后期工作量太大。但是，大量素材也为动态构图与节奏并置提供了潜力。影片中运用了许多剪辑技巧。有些片段利用了构图的相似性，比如把表现五项全能比赛中所有运动员起跑的摇拍镜头串接在一起。但在另一些片段中构图的不连续性却很重要，比如在一个镜头中双杠形成的对角线与下一个镜头中另一双杠形成的对角线形成对比。此外，影片的节奏相当精彩，声音简洁而有力。

    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被安排在希特勒的49岁生日之际在德国首映，得到元首的高度赞赏，尽管他在这部两集的影片中只有15秒钟的镜头。本片全名《奥林匹克——竞技场上的众神》，第一集名曰《人的节日》(100分钟)，第二集名曰《美的节日》(105分钟)。这部影片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的奖项有：1938年威尼斯电影节金奖，1938年德国国家电影奖，1938年瑞典电影极地奖。

    * 悠悠战后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里芬斯塔尔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赶往波兰，看到死伤遍地的战场后，她痛苦万分，很快回到德国。同时，希特勒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她觉得元首正在变得疯狂。二战期间，她曾先后躲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怅悯和孤寂中打发漫长的岁月。1944年3月21日，她与彼得·雅各布结婚(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而且十分短暂，只持续到二战结束)，同年秋天在西班牙完成了10年前开拍摄的影片《低地》的最后一个镜头，这部影片的最终完成已经是10之后的事情了。

    从二战末期到1955年的十余年间，可以说是里芬斯塔尔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1944年秋天，她在从西班牙返回德国的路上曾经4次被捕，4次逃跑，第5次被捕后被关进萨尔斯堡监狱。美军在德国法庭将里芬斯塔尔逮捕，她的罪名是“希特勒的情妇”、“纳粹女传教士”。她为纳粹拍摄的宣传电影、各种秘密档案、战犯的供词、知情人的揭发等等，都可以成为置她于死地的罪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军法庭最后宣判她无罪，于1944年6月3日将她释放。接着，饱受战争摧残的法国人重新将她逮捕，这是她第6次被捕，但在经过漫长的审讯之后，被宣布无罪释放。后来，千百万德国人民也不能饶恕她的罪行，使她第7次被捕，但是经过审讯，所有的指控都被驳倒。

    1952年，西柏林法庭作出终审判决：“莱妮·里芬斯塔尔……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与希特勒之间不存在暖昧关系。”这种判决结果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她跟希特勒互相崇拜，她的容貌倾国，才华横溢，而且风流活泼，竟然与希特勒没有暧昧关系!虽然被判无罪，但她对生活在德国感到无比抑郁，主要原因也许并非由于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责难和非议，而是由于她在这里无法继续从事自己酷爱的电影艺术。

    * 情系东非高原

    1956年，熬过战后十年噩梦的里芬斯塔尔，由于受到海明威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影响，决定拜访非洲这块神秘而广袤的大陆。作为非洲最高峰的乞力马扎罗是否让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主演的“山岳电影”?无论如何，她已经做出了坚定的选择。临行之前，她在机场候机大厅里写下了遗嘱。虽然已过天命之年，但她难以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

    飞机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降落之后，她和导游乘坐的汽车翻倒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里，两人差点送命。里芬斯塔尔此番非洲之行的目的是想在这里拍摄一部故事片，即讲述现代社会贩卖黑人奴隶的《黑色货物》。然而，拍摄工作困难重重，不久又传来德国禁止她拍摄任何电影的消息，《黑色货物》的拍摄计划只能做罢。然而，此次非洲之行使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1962年，里芬斯塔尔成为了第一个受到苏丹政府特许居住在本国的努巴部落的白人女性，此后她在这里拍摄了许多表现当地土著的摄影作品，记录下了他们充满力量和美感、富有原始气息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而且与质朴的努巴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1965年，她开始拍摄一部关于努巴人的彩色纪录片，以记录一种处于崩溃边缘的原始文明。

    1974年，自幼喜欢体育运动的里芬斯塔尔迷上了潜水运动。那一年她72岁，已经远远超出从事这项运动的年龄要求。为了取得潜水资格证书，她将真实年龄谎报了20岁，她看上去也确实比真实年龄年轻20岁。取得潜水证书之后，她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海底，拍摄了大量表现海底奇观的美丽照片和纪录片素材。直到94岁的时候，她还潜入可可岛附近的海域拍摄鲨鱼。

    1999年，里芬斯塔尔决定再次前往苏丹，想去看望阔别已久的努巴朋友，并且拍摄照片和纪录片资料。2000年，经过与苏丹政府的反复磋商，她和一名德国摄影师于终于到达苏丹首都，在一名苏丹导游的陪同下来到努巴山区，曾与她结下深厚友谊的努巴人翘首期盼她的到来。2001年，由于苏丹爆发内战，她和随行人员乘坐直升飞机离开努巴山区。不幸的是，他们乘坐的直升机突然坠毁在苏丹北部的阿尔奥贝德机场;所幸的是，他们虽然受伤却保全了性命。

    2002年8月22日，为了庆祝自己的100岁生日，里芬施塔尔放映了自己刚刚完成的纪录片《水下印象》，这部50分钟的影片记录了她在印度洋海域2000多次潜水过程中捕捉到的精彩镜头。里芬斯塔尔还拍过其他一些纪录片，但她在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海域主要是从事摄影作品的创作，陆续出版过4部摄影作品集：《努巴人》(1972)，《珊瑚花园》(1978)，《我的非洲》(1982)，《水下奇迹》(1990)。

    2003年9月8日，刚刚度过101岁生日的莱妮·里芬斯塔尔在德国的寓所去世。她的寓所位于慕尼黑郊区的一片森林里。与晚年的里芬施塔尔朝夕相伴的是比她小40岁的男友斯特·凯斯特纳，他不仅是里芬施塔尔晚年生活的伴侣，而且帮她实现多年来的宿愿——将美丽动人的希腊神话故事《彭忒西勒亚》拍成电影。随着里芬施塔尔的去世，她的这个愿望化作泡影。

    文/单万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中国银幕》杂志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