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导演古装电影和在其中扮演角色，香港著名演员鲍方情有独钟。他认为通过这些影片，可以表现出中华民族古老而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精髓。

　　在“文革”时期，鲍方“斗胆”向他所在的“凤凰”公司提出拍摄《屈原》。他在公司高层领导的选题会上有理有据地说：“现在拍摄这部影片，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我主要是
从毛主席那里得到的启示。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他。临别，还赠给他一部《楚辞》。我想，毛主席绝不至于将《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当作中国的‘牛鬼蛇神’，而将他的诗篇送给外国贵宾。这不啻是一种间接的肯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次，内地1972年以来，已经恢复了故事片的生产和发行。我们作为一直亲近大陆的‘左派’，如若拍摄出这样一部古装片，正好也可以重新敲开在内地公映的大门。”

　　鲍方这一论断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1974年《屈原》上马了。

　　1975年，大陆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一时间拥护法家、打倒儒家的声浪蔓延全国，不但把史学界搞得乌烟瘴气，也间接影响到屈原这个人物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的争议。远在香港的鲍方排除一切阻力，在第六稿定稿后进行分镜头，准备开机。

　　《屈原》开机，需经新华社的社长梁威林、宣传部长黄光宇审阅和批准。此时大陆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评法批儒”，黄光宇很担心，屈原到底是属于儒家还是法家？这可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鲍方为此专程又跑到广州，找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们请教，得到他们的一致答复：屈原是反对贵族阶层、反对奴隶压迫、反对战争和诸侯割据的爱国人士，有明显的法家倾向。鲍方这才松了一口气，迅速回复黄光宇，影片拍摄又得以进行。

　　在后期制作时，鲍方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推介和试映工作。不料，当人们正翘首以待想来观赏这部影片时，突然一夜之间，街上的大广告牌全部消失了，报纸登出了“拷贝故障”，《屈原》改期上映的启事。一时围绕此事，街谈巷议，好生奇怪。其实，这并非是“拷贝故障”，只是没有办法的借口而已。原来，香港著名作曲家黄霑在看了《屈原》的试映片后，当即在《明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洋洋洒洒地谈论《屈原》，其中画龙点睛的一笔，竟然写道：“戏中的南后，像是影射江青。”鲍方手捧报纸，心中震惊，新闻就像一阵风，一旦传到北京，特别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得了！鲍方征求公司意见后赶紧暂时停演，然后观察情形，再采取必须的措施。

　　1976年10月，香港“左翼”电影代表团到大陆参观学习，鲍方、陈静波、朱虹等数十人到达首都后，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喜讯！这时，最为支持香港爱国电影的廖承志副总理，兴冲冲地赶来接见大家，并用力拍着鲍方的肩膀，爽朗地笑着说：“你的《屈原》可以解放了！”

　　鲍方一回到香港，马上展开新一轮的宣传攻势，影片不但在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同步上映，而且还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在大陆放映的香港电影，受到几亿观众的热情欢迎。一部《屈原》，使鲍方红遍香江内外、大江南北。 （《大众电影》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