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文友

     马沛文

《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于2月7日仙游了，享年93岁。他1939年参加共产党，1941年人延安鲁艺中文系学习，1944年毕业分配到延安《解放日报》，1953年调《人民日报》，1974年调《光明日报》，1980年任副总编，直到离休。

    笔者认识马老，源于杂文。

    1988年3月我和香港诗人协会会长蓝海文、台湾《大海洋诗刊》主编舒兰，在香港“凌云超纪念馆”举办“三兰诗书画展”。结束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三兰的诗歌和办展的有关文章。不久，我在《杂文界》月刊发表一篇杂文《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马老读后，给我写了一封66页稿纸的长信，其内容字字句句都是杂文，以时间为序，畅谈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文人“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了的下场，让人时而义愤填膺、咬牙切齿；时而饮泣流泪、哽咽不止，那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语言，时而又让人捧腹大笑、回味无穷。文字十分辛辣、深刻、幽默、讽刺五味俱全。

    从此，书信不断，彼此几乎接信即复。稍迟几天不见来信，便坐卧不安，年轻时期盼热恋中的信件也无此心切。他的信成了我最爱读的“内参”。十年中的通信，不少于50万字。2003年出版《鱼雁集》时，只能大砍最“不该”说及不能说的，留下还可以说的。这本书和《放言集》出版后，我市的杂文爱好者及许多老干部争相抢购，再版时我又送文友百余本。

    那场风波后，他来信说，党员重新登记时，未给他登记，我用仿毛体书法给他写首短诗：“假如你的家突然停电，／我愿做一只萤火虫儿，／充当你案头青灯一盏；／假如你仍在写作，／我愿做你笔下的小小标点。／／”

    不久，我也挨整了。幸亏时任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的张士伦偷偷让我去上海、南京观摩戏剧节，接着在宁看“病”，离徐几个月。

    直到1994年我的杂文官司炸开，去京找评委取证，才见到马总。当时我住在沙滩北街姚洛(原人民出版社副总)家中。

一天下午去《光明日报》社，不巧未遇，打听到马总的宅电，晚上拨通了电话：“你

悼念文友

是马沛文家吗?我是徐州来的袁成兰，想去看看你。”话筒中片刻有人回话：“他出去散

步了，明天你去报社找他吧。”“我们虽通多年信，但未见过面。”“那就让人拿张《光明日报》在大厅等你吧。”“好，我拿《徐州日报》。”

    本人虽与马总神交多年，并不了解他的出身、籍贯，甚至年龄，性别也不得而知。由于他的知识渊博，来信中，常谈到徐州、丰沛的历史、人物，比我还熟悉，自认为他是沛籍文人，故叫沛文。来信的语言，很幽默、调皮，爱开玩笑，文字像位中青年女性。因此，有时我直呼其名“沛文”，有时爱称“沛文妹”。他不告诉我性别，是因为我第一次回信时说“我不用介绍我，你不用介绍你，不用问男也不用问女，只谈作品不淡自己……”

    次日上午九时，按约，我在报社大厅，见到一老者手拿《光明日报》，便上前欲问，他见我手上有《徐州日报》，便抢先说：“你找马沛文，跟我走吧。”我又错认为他是传达室的老人。上了楼到他办公室才知他是副总。我把杂文官司详情告知，他说：“我写内参，高层领导可看到。”

    以后，只要我去京不论公事私事，都住他家，他和夫人姚堤，我们三人一起买菜烧饭，散步，无话不谈。他们的家变成了我的家。我的官司胜诉后．吴祖光、乐秀良、姚北桦为《我当被告》作序，他题跋：“法胜了权，正压了邪。”文中说：“袁成兰败诉发通稿，胜诉不让报道，如此导向，不但非常滑稽，而且特别让人恐惧。据说，不让报道是为了‘局势的稳定’，人们当然要问为何制造错案，不影响‘局势的稳定’，而改正错案倒不利于‘局势的稳定’?换句话说，以权压法，有利于‘局势的稳定’，这不等于说，违背民意有利于‘局势的稳定’，顺应民意有碍‘局势稳定’?”

    那年马老夫妇来徐和我研究出版《放言集》时，原南大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得到过马老的鼎力帮助)作者胡福明安排其学生李开文接待。开文带我们游览了徐州及丰沛美景。在徐期间，食宿在我家，和我在他家一样随意。

    近30年来，我们从未断联系，去年10月，我去俄罗斯参加画展前，曾给马老去信．说回京后一定去看他。不料返程时在莫斯科因下雨滑倒摔伤，匆忙回徐住院治疗，出院后，接着俗事缠身，春节期间又去台探亲，不料年初六他竟“走”了。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了……几天来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反复看《鱼雁集》，泪流不止，长叹“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位敢说真话的人……”

马老，您走好，切记带上您的拐杖，因为天堂有路也有墙……

---载于《徐州杂文》2014第一期 (作者：徐州市杂文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