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实凋敝零落了。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经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是著名的学者胡适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其时，王国维已经渐渐的在中国的学术界无人比肩，然而，写下这段话的胡适不知道，五年后，中国学术界“最有希望”的王国维，却让自己的生命和学术永远的就静止在了颐和园昆明湖的湖水之中。
王国维，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伯隅，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双仁巷。七岁，发蒙读书，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涉猎“杂书”，在学堂中被推为“海宁四大才子”之首，少年时他就开始将兴趣转向了文史，第二次科考失利以后，他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前四史”，刻苦研读，从此他渐渐便开始走向一条与一般人不同的求学之路。
二十一岁，王国维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并结识了他后来的老师和密友罗振玉，美日午后，他会到罗振玉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日语，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王国维的日语学习开始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自己写道：“读东文颇觉不易，苦无记性，不能从事他学。又不能半途而废，殊闷。”第一次考试，王国维没有及格，按照规定，是要退学的。但是日籍却被他刻苦的精神所打动，并主动与报社“领导”沟通，减少了王国维工作量，经过屡次的沟通，得到同意，几个月后，王国维竟然开始做日文报纸的翻译工作。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开始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中国的教育世界，零一年秋天，他任《教育世界》编辑，编撰中小学堂教科书，翻译各种教育书籍，如日本人藤泽利息太郎的《算学条目及教授法》，并发表了一些列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他的《教育小言十则》对于“官位代教职”的批判，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许王国维没有料到，二十世纪初 ，他在此则论文当中预料的事情，竟在现今的中国教育界变成了现实，并且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学术研究凭借的不是官位的刺激，和行政畸形的约束，更应该是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一种学者或文人的自律，和人文关怀。王国维有这种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文胸怀， 一九零二年八月，王国维的家乡时疫肆虐，死者众多。身在外地的王国维得知这个消息，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查阅他手头的医学书籍当，撰写了《免时疫传染法》，由他的父亲王乃誉先生刻印，并免费的散发给乡里人，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翻译日本学者著作的过程中，他的日本老师开始建议他读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原著——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面对纯英文版的哲学书籍。在读书的过程中，王国维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硬是凭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股韧劲，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王国维又渐渐的将视野转向了文学领域，他的《人间词》很快在国内引起了反响，在词学领域，他校北宋周邦彦的《片玉集》、李璟和李煜的《南唐二主词》，辑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编成二十卷，他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至今仍然是研究周邦彦不可越过的经典。他合璧中西的词学名著《人间词话》，被视为超越古典诗学，为现代诗学的开端 ，此外，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也是《红楼梦》研究历史上的开山之作。在曲学界，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学术界还普遍没有重视这个种类的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唐宋大曲考》《宋元戏剧考》使得他成了中国戏曲史理论研究的奠基人。
随后在罗振玉的指导下，王国维开始进入经史小学领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执教，敦煌和甲骨文相继被发现，从此，国学研究各自有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发展方向，而王国维，竟然凭借着他的天才和勤奋，在这两个领域里各自有了惊人的建树。在甲骨文刚刚被发现的时候，过内的很多学者都不相信这样的事实，认为骨头那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在地下埋上几千年，这种观点以国学大师章炳麟为代表，故此，胡适先生才在他的日记中说章炳麟的学术已经“半僵”了，章炳麟先生的弟子黄侃就看不起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并指责他欺骗后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问世，成为甲骨文研究历史上有极大贡献的著作 。一九一六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作《殷礼征文》《殷周制度论》，他联系考古的发现，在史学方面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凭借着他身后的史学功底，结合发的资料，他纠正了古代史书记载的很多错误，也补充了很多史书中不详细的或者缺漏的记载，以及《史记》、《汉书》当中的地名错误，陈梦家先生这样评价王国维的此方面研究：“……考史的目的士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看重的。……”一九零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将在敦煌发现的大批文物运回国，路过北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会见并翻阅了部分目录和实物，并引起了震惊。从此，敦煌与王国维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而我国的敦煌研究，是在王国维死后的三十年才开始形成气候的。
王国维是个学者，他的身上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子的一切优点，在北京大学几番邀请他任教之后，他终于决定作北大的通讯导师，可是因为他身在上海，没有去北京，他坚决不接受北京大学的薪金，最后马衡先生只得在信中声明此是作为研究生通信请业的“邮资”，并且给他暗示了工作的具体范围之后，他才勉强收下，并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一九二四年，王国维因为北大一片斥责清皇室出卖国宝，破坏古迹的文章，而且对文章中流露出的对于清帝不尊重的态度后，愤然辞职。
一九二五年春，王国维应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并列的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读过了他最后辉煌的日子。此时，他的学术研究和影响，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盛的阶段。然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阴历五月初三），他却在颐和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当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
也许，对于王国维来说，死是一种解脱，五十一年，他在人世时在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早年丧母，父亲又极度严厉，妻子莫氏早亡，在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年，他最喜爱的长子网潜明因病去世，与他相交多年的老师、朋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因为此事也与他闹僵了。
也许，直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才意识到，王国维在学术顶峰之上，实际在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世间再无王国维。此后，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可以在学术上达到他的高度。
昆明湖，使得王国维舍弃了他生平钟爱的学术，他生平钟爱国学，使得他舍弃了他为之心神俱醉的传统文化。
清华国学研究院从此星流云散，不复当年。
几十年后，在国学日益凋敝的今天，身在另一个世界的王国维先生，会以怎样的一种心情看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呢？
后记
我并不了解博大精深的王国维先生，我只是徘徊在兴趣边缘，才从那个时代众多的大师当中偶然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独特的光芒，从而在王国维先生慷慨赴死的纪念日快要走过他历史的七十九个来回的日子里，出于对他的敬仰，写下一点随想性的文字，七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很多东西就这样的被扭曲或者淹没了，悲哀的是，当年的国学大师，因为各种原因，却渐渐的后继无人，王国维是悲哀的，一生迭遭不幸的他身后也未曾求得安宁的解脱，又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王国维先生的呢？王国维又是幸运的，他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可以对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多有继承，凭借着他身后的国学基础，终于在国学的各个领域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地位。如果历史的坐标转移到现在，那么王国维还会是王国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