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的历史总喜欢“一分为二”，分成革命派与改良派，梁启超被归入改良派，还叫改良主义。改良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定的语境，是负面的。其实，相对于清朝君主专制来说，梁启超作为真诚的君主立宪者，就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革命领袖，不是反革命。史学界的阶级分析传统把近代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层，将梁启超等归为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把孙中山等归为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再按照“越穷越革命”的逻辑，断定上层有软弱性，中下层才具备革命性。但实际上，革命的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梁是宣传民权政治的第一人，他并不软弱，林伯渠、郭沫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深受梁的影响，郭沫若还称梁为“革命家”。

　　世人大都抱怨梁政治立场多变，是“变色龙”。梁启超的变，不是政客似的变，而是学者型的变。近代中国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梁的变就无可指责，一成不变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梁启超与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都曾走得很近，是投机，如果梁要投机，当初直接投机慈禧，岂不万事大吉?后来为什么还要对袁翻脸呢?

　　梁启超是一个真诚的政治家，真诚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此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但梁启超是一个好学者，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政论文章笔力雄健，举世无出其右者;梁是一个好学生，虽然与乃师康有为因政见不同而经常翻脸，康师还大骂“梁贼”，但老师病逝后，他居孝子之位，向客人一一答礼;梁是一个好老师，虽反对学生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交往，但还是应徐之请充作证婚人;梁是一个好父亲，搞愉快教学，寓教于乐，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其中还为国家培养了三个院士;梁也是一个好病人。虽被协和医院误诊而错割右肾，但梁认为，医生不是有意误诊，而且应该维护代表科学的协和与西医的声望，科学毕竟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两大旗帜之一，他就坚决反对追究协和的责任。

　　真实的梁启超不仅在于私德，其对于国家民族大义的体认与践行，尤为可贵。晚清时期的梁一般主张君主立宪，民国之后也支持民主立宪。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宪，也是立宪的宪，只是袁作为强人而手握重兵，其“宪”有名无实。梁认为，既然国体已变成民主，不应再变回帝制。袁在梁《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前，曾派人带10万元(有的说是20万元)，要梁放弃发表，否则不客气，梁都严辞拒绝。梁与学生蔡锷相约，一文一武，硬是将袁皇帝拉下马。

　　梁任公被宣传历史所损害的形象与真实的形象之间，相距何止云泥之别。究其原因，一是从国民党党史撰述以来的革命史观的局限性，将暴力革命神圣化，否定一切与革命相异的人和事。二是以历史的结果逆向推导过程，简单粗暴地裁剪历史，无数生动的个案被伤害，多种历史可能性被抹杀。不要因为辛亥革命的反满成功而轻易否定梁启超等真诚的君主立宪者的智慧与艰辛，也不要以革命的胜利为标志做逆向推导，为建构历史必然性而否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