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5年4月16日,20世纪20年代的老报人和新闻教育家顾执中,以98岁的高龄辞别人世。噩耗传来,顾老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新老校友和新闻工作者们,无不心情沉重,默默哀悼。本来,大家殷切期盼他至少再多活两年,成为“百年人瑞”,然而,天不假年,他遽然魂归西天,徒唤奈何啊。

　　时光流逝如水,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和民治的校友们见面,时常谈起顾执中那漫长、艰难、又锲而不舍的一生,都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益。

　　中国的新闻教育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报学系,后来,厦门、北京、上海等地的几所大学也先后开设报学系。 1928年秋,谢伯英在广州创办中国新闻学院。时隔不久,同年冬季,顾执中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院,虽说是中国第二所私人办的新闻专科学院,而坚持时间之长、培养出来的人才之多却是少见的;学院毕业的人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和大学的新闻院系,可谓桃李满天下。而顾执中本人不但没有受过系统的新闻教育,甚至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最高学历只不过是中学毕业。他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事业,完全是自学成才。

　　二

　　顾执中诞生于农历1898年5月26日,原籍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家境贫寒,经常无米下锅,靠借债度日。被逼无奈,父亲带着一家人逃到上海。小小年纪的顾执中,经常奉父母之命,到当铺去典当衣物。父亲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希望他们将来长大成人,能有所作为。从5岁开始,父亲就教顾执中读《千字文》、《蒙学课本》、《古文观止》等,还讲述《三国演义》和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顾执中少年时期最崇拜的人物是精忠报国、宁死不屈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父亲为富户人家开设私塾,顾执中跟着去读书。不到10岁,顾执中先后到货栈当小工,到邮局当小职员,到商店当小伙计,到教会去描地图;还到外国人办的监狱、救火会(即消防队)和黄浦江上的巡捕房去教洋人学习上海话,借这个机会学习了英语。他没有读过小学,却靠勤奋好学,刻苦努力,考人中学,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连年获得奖学金,免交全部学费。他获得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但因父亲卧病在床,家庭生活困窘,不得不放弃此生仅有的一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23年,顾执中到《时报》当记者,从此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负责采访社会新闻,包括火警、盗窃、疫病、交通事故、男女奸情等。他四方奔走,结交各界人士,时常发表“独家新闻”,引起了上海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的注意。他被《新闻报》招收,不仅采访社会新闻,还报道了不少重大的政治事件, 开始崭露头角。1925年,顾执中是参加国际法庭的唯一的中国记者,目睹了审判上海“五卅”惨案的整个过程,写了一万多字的报道,全面揭露了惨案的始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之中,顾执中满腔悲愤,看清蒋介石已经“背弃了中国人民”。1928年,他冒险北上,采访“五·三”济南惨案的真相,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几年的采访活动中,他认识了不少军政要员,和一些人结为朋友,对他后来的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刚刚30岁出头的顾执中,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中国十分缺乏新闻人才,只有几所大学的报学系和一所新闻学院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他认为:“士兵必须受过训练才能打胜仗,否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会打败仗;新闻记者也是同样的,需要有一个武装得很好的头脑。”他和好友闵刚候、沈颂芳、沈吉苍等商讨,在上海创办一所新闻学院。由于蒋介石和北洋军阀残酷杀害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邵飘萍、林白水等,他们取名“民治”,“以阴示反对”(顾执中语)独裁暴政。顾执中任院长, 闵刚候任教务长。他们聘请冯玉祥、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柳浞、许广平、田汉、戈公振、华岗、陈翰伯、老舍、邓初民、吴清友等到学校任教或者做专题讲演,学生中也有秘密共产党员,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他们聘请于佑任、邵力子、孙科等政府要员为校董,以便和当局周旋,设法予以保护。但是,始终没有被当局批准立案,还让他们“降低一级”,把“民治新闻学院”改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院”也好,“校”也好,顾执中一以贯之,同样努力办好。他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为两年制,前三个学期上课,最后一个学期实习。顾执中一向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又有那么多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和求学,因而被当局怀疑为共产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顾执中只身赶赴东北,深入虎穴,探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揭露了事变的真相。1932年5月,顾执中和戈公振作为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两名中国记者,再次前往东北,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的日本特务斗智斗勇,纵笔写出洋洋数万言的长篇通讯《东北吁天录》,在南方和北方的五家大报《新闻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京报》同时发表,引起中国人民对日寇的强烈义愤。

　　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以后,西北的状况引起公众的关注。1932年秋,顾执中代表《新闻报》和“上海日报公会”,同民治的第二期毕业生、《大公报》{Z者陆诒以及《中央日报》、《郑州日报》记者,还有几家银行、面粉厂、纱厂的代表,到陕北进行实业考察。另外三位记者都准备回去以后再撰写稿件,唯独顾执中为了不使新闻变成旧闻,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又头一个起床,到邮局去发挂号信,因而获得《新闻报》读者的好评。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顾执中参加了成立大会,被推举为大同盟上海分支机构的理事。1933年夏,顾执中等到青海去考察, 也是每天向《新闻报》发稿,以唤起民众对开发西北的重视。回到上海以后,蒋介石正在组织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第19 路军在福州宣布独立,建立“人民革命政府”,顾执中赶往福州采访。福州事变失败,他回到上海,又和陆诒等组织川康考察团,连续发回报道,写出了20多万字的《西行记》。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考察外国的新闻教育,顾执中向《新闻报》申请了一笔经费,把《西行记》、《到青海去》两本书的版权卖给商务印书馆,又得到朋友的资助,顾执中在1934年2月到1935年9月,远渡重洋,前往法国、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丹麦、波兰、苏联、美国和日本游历,广泛接触各国朋友,和外国同行交流经验,并且发回了许多篇通讯。在巴黎期间,顾执中在朋友处读到江西苏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少文件,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和中国的前途。

　　回到上海,顾执中继续在《新闻报》工作,同时主持民治新专的校务,每期招收学生二三百人。他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参加了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的工作,经常在民治的校舍举行秘密会议。1936年春,应陶行知的邀请,他参加国难教育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和宣传部长。这年“月,他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一起奔赴绥远前线,报道了傅作义率领的部队在百灵庙等地英勇抗击日寇、取得大捷的消息。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顾执中和胡愈之、钱俊瑞、陈丕士等发起组织文化界救亡协会。他不惧炮火,每天带领民治的学生到前线去实习,战争激烈,交通受阻,他灵机一动,放飞信鸽,把稿件传回报社,在新闻界被誉为一项创举。上海沦陷以后,“孤岛”的形势日益恶化,他不畏艰险,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活动。1938年冬,他被推举为上海民众慰劳团团长,到安徽铜陵附近的新四军军部,向代军长项英等赠送了锦旗和慰问晶。他在这里认识了在新四军中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以自己的一支“派克”牌自来水钢笔相赠,希望他向世人忠实报道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他在这里还见到了民治的毕业生、在新四军做宣传教育工作的方修(即方休)。两个地区、两支军队的巨大差别和强烈对比,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到上海不久,民治被迫“休假”,他对学生们说:“中国的新闻记者必须忠贞不屈,虽死何憾,后人还要再接再厉,战斗不息。”大汉奸汪精卫发布 “通缉令”,顾执中名列其中。1940年8月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汪伪特务的枪击,被人送到医院抢救,从后颈取出一颗子弹。医生告诉他,只要稍微偏左、偏右或者靠前一点,打中要害,他就会去“见阎王爷”的。在医院住了十天,捡了一条命的顾执中,假扮成一个天主教神父,乘船逃到香港,继续治疗。

　　1940年10月,顾执中从香港乘飞机到达重庆,拜访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章汉夫等,政治上、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帮助。国民党当局以高官厚禄拉拢顾执中,都被他婉言拒绝。他对朋友说:“我看不起行尸走肉的国民党统治,不做腐朽政治的走狗。”1941年5月,顾执中到达缅甸仰光,为华侨报纸撰写评论,在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并且举办民治训练班和函授班,在华侨青年中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他在1943年春返回重庆,恢复民治新专,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帮助。周恩来设宴招待顾执中,他请周恩来推荐教师,周恩来慨然应允,派陆诒和陈翰伯到民治工作,学生中也有秘密党员。到校任教或者做专题演讲的有冯玉祥、老舍、陶行知;孙伏园、笪移今、吴清友、谢爽秋等。1943年12月,顾执中委托陆诒为代理校长、陈翰伯为教务长,自己前往印度加尔各答, 担任中文《印度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他重视华侨青年的新闻教育,举办了民治新闻训练班,把新闻业务的种子撒播在又一个文明古国。

　　1946年2月,顾执中回到上海,以其全部精力“办穷学校”(顾执中语),民治新专恢复招生,不但开办夜班,还开办了白班,共有五个班,学生300多人。在校任教或作专题报告的有郭沫若、许广平、田汉、华岗、武剑西、焦敏之、许杰、笪移今、郑振铎等。同时成立民治通讯社,组织学生报道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参加抗议美军在北平强暴女学生的游行示威。1948年6月,民治的学生参加“反美扶日运动”,陈康德、盂庆铣被捕,监禁了五个月,因为没有证据, 不得不释放。上海解放前夕,民治又有四位学生被捕,金春潮、章德铭惨遭杀害,另外两位学生被营救出狱。在此期间,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土数百人,先后四次在《大公报》上发表抗议宣言,顾执中每次都签名。1948年10月,民治遭当局封闭。1949年3月,顾执中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险遭毒手,他设法逃脱国民党特务的魔爪;经香港、天津到达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上海解放以后;民治钓同学们电请他回上海领导民治复校。他向周恩来送去书面汇报,请示行止,周恩来赞成他回上海继续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49年6月,他回到上海,得到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和老新闻工作者恽逸群、范长江的支持,民治恢复招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新闻工作者。

　　1952年,民治有13人毕业,被分配到各新闻单位工作,还没有毕业的20人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后改为新闻学院),继续学习。这年秋季,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改为民治工农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这批学生在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各新闻单位工作,就停止招生了。顾执中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编审。

　　顾执中自幼热爱祖国,深深了解劳动人民的处境,抗战时期在重庆就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但是自己觉得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够系统,不够做一个党员的要求,于是加入了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始终追随革命潮流,和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各方面都被党组织所了解的顾执中,却飞来横祸,因言获罪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降职为一名校对员。他有时候带病工作,仍然保证了出版物的质量。他自己蒙冤受辱,而对读者则问心无愧。1961年“摘帽”,1963年退休,1979年获得“平反”。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顽强奋斗,继续从事写作,并用英文写成《我们用笔战斗》、《让我们健康长寿》。1981年应邀担任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三

　　1983年,民治新专的第二届毕业生、原《大公报》记者、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王文彬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田伯萍等向顾执中提出建议,民治新专在重庆复校,他欣然同意,并且担任名誉校长,王文彬任董事长,田伯萍任校长,第一期招生200人。顾执中在这年9月远赴山城,旧地重游,向全体学生讲话,回顾了民治的历史,阐述了办学方针,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在新闻战线上为人民服务。1984年学校又招生240人,并且出版了学生的实习刊物《民治新闻》,在重庆和四川的新闻界享有良好的声誉。

　　重庆复校的成功,引起北京、上海等地民治校友的重视,他们向顾执中建议复校。顾执中虽然已是一位耄耋之人,而且已经退休20多年了,但是,他始终认为,在新闻事业方面的战斗永远没有终止。于是,北京的民治新专在1985年招生,他自己担任校长,请姜椿芳担任董事长。每学期开学,顾执中都向学生们讲话,回顾民治走过的艰辛道路,以拳拳之心,殷切勉励他们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要热爱祖国,要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民治是借用一个中学的教室,每天从下午六点开始, 上三节课。到校任教的有秦加林、刘时平、李普、萧乾、陈登科、杜导正、张惠卿、林凤生等。我被邀担任校董,组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老编辑、老记者、老播音员们,开设了系统的广播电视课程‘学生大部分是有工作的职业青年,也有少数待业的中学生。他们都渴望求得深造,有些人住在郊区,经常饿着肚子远道而来。

　　一个星期日,我和上世纪40年代重庆民治的同班同桌挚友徐敏(原名黄铁梅,中共党员。我们团结了几位进步同学,在校内校外开展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的活动),相约到宣武门外棉花下七条的一个四合院去拜望顾老,商讨教学事宜。他和师母住在三间北房,屋里都是一些老旧的家具,用一个煤球炉烧饭和冬季取暖。在窗边的一个三屉桌前,顾老正在伏案笔耕。我经常在一些报刊上读到他撰写的通讯、散文、随笔,记者本色不减当年。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发表作品共 1000多万字,其中在80高龄以后的作品有300多万字,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赞誉他是“老有所为”的榜样。顾老告诉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已经被译成外国文字,在不少国家出版发行。明代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还没有人翻译,原因之一是非常难译,而他已经被译成英文,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他以老迈之躯,依然夙志不移,孜孜砣砣,我不由肃然起敬,心中在想:这位老人正在以勤恳的耕耘,默默谱写着人生的华彩篇章。我和徐敏以后又去看望过他两次,每次谈话都深受教益。

　　1986年秋季,时隔40年,我到重庆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我特地去探访民治的校舍,可是,那里已经面目皆非,无迹可寻。回到北京以后,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迎着飞舞的雪花和袭人的寒风,到菜市口附近的民治新专去。走进大门,右手边那间校办公室灯光明亮。我推门进去,出乎意外,88岁的顾老端坐在炉边的一张木椅上,正在和两位教师交换意见。我握着他的手说:“顾老啊,天下着雪,路又不好走,你怎么还来呀!”他沉静地说:“没有什么,不要紧的,有同学负责接送我。我每天晚上都要来的,万一哪位老师临时有事,或者生病来不了,我就顶上去讲课。不少同学从很远的地方来,如果没有老师上课,让人家回去,怎么对得起他们啊。”那讯气表明,这似乎是“小事一桩”。我知道,早在上海和重庆时期,他就是这样认真负责,每天必定提前半小时到校,持之以恒,从刁;懈怠。我看着他那稀疏的银发和饱经沧桑的皱纹,默默无语,心中又平添了对他的几分敬重。稍顷,我和他谈起对重庆的印象,他很有兴趣的样子,并且回忆往事,向我叙述了很多生动的情景。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懂法、知法,要具有战略、战术思想,最好掌握一门外语,作为社会活动的交流工具,因此,他自己开设了宪法、孙子兵法和英语课。他说:“老师应该站着讲课,不能因为年老就坐下,同学们来听课,是对老师的尊重,老师自然也应该尊重同学。”

　　1989年是民治新专建校60周年,是顾老90岁诞辰,又是他当记者65周年,可谓“三喜临门”,首都新闻界和民治的几届校友,10月21日在中国记协的会议厅济济一堂,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当时的中国新闻界,他在年龄方面是第二人,只比陈铭德小一岁(他在1989年逝世),而在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事业方面,他是年代最久的一位。在庆祝会上,杨子才、范荣康、甘惜分、李普、钟沛璋等先后发言,热情洋溢,异口同声,赞扬顾老几十年坚持正义,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不畏艰险,严谨治学,节俭朴素,性情忠厚,待人亲切,温和谦虚,在中国的新闻十作和新闻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顾执中一辈子没有做官, 不处于高位,刚时处处平等待人,不像有些人浑身官气,装出高人一等的模样,而顾老则是以自己的人品和风范受到人们的尊敬。

　　1989年的教师节,国家教委、人事部和全国总工会授予顾执中“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他一生安于清贫,淡泊名利,只接受了奖章和奖状,而不接受奖金。虽然经人再三解释、劝说:“已经签字领出来,没有办法退了。”他仍然坚决拒绝接受,并且说:“你们怎么处理我不管,反正我不要。”他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神态也很平静,可是,却不留有商量的余地。经手人们商量,最符合顾老一贯高尚风格的办法是,把这笔钱捐献给宣武区“成人教育奖励基金会”。

　　四

　　由于国家教委不承认民办的高等成人教育,学生们虽然都自觉努力,成绩不错,毕业以后能拿到结业证书,’但是拿不到毕业文凭,在求职、转业到新闻单位工作、评定职称、增加工资等方面碰到很多困难。顾老对学生们说:“你们将来出去采访,人家不会看你们的文凭,而是看你们的水平、能力和作品。”可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民治不得不适应新的条件。1991年11月,民治受新闻出版署的委托,和人民出版社合作,为各出版单位举办“编辑干部培训班”,到 1998年6月,共办,16期,培训在职干部529名。

　　1998年9、,10月间,北京、上海、重庆的民治校友和新闻界人士隆重集会,纪念民治建校70周年和顾执中百岁冥寿。在民治的发祥地上海,很多民治的校友从哈尔滨、南宁、福州、成都、杭州、南京、常州、南通等地风尘仆仆,赶去参加,到会150多人,其中有1939年入学的皓首老者。会后,新华社上海分社向总社发了电讯稿;总社向海外发了专电。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北京《新闻出版报》和《重庆晚报》等刊登了消息。上海《远东经济画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四幅彩色照片,报道纪念活动的盛况,标题是《桃李芬芳话民治》。

　　在北京的民治新专恢复招生的时候,顾执中把他积存的经费15万元交给学校,规定专门用于培养新闻人才。学校负责人用这笔钱购买了国库券,始终分文未动。在培训班停止招生以后,经老校友们慎重商讨,连本带息,全部捐献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设立“顾执中新闻教育奖学基金”。新闻学院负责人说:《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都在复且新闻学院设立奖项,而且金额都很大。可是,以老报人、新闻教育家顾执中个人的名义设奖,是唯一的一项,虽然数额不多,“含金量”却很大。 1999年6月14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了颁奖仪式,把第一批奖金发给成绩优秀的15名清贫学生,包括一名博士生、一名硕士生和13名本科生。此后, 他们继续取出利息奖给优秀学生,实现顾老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