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水:民族解放实业报国急先锋
作者:史淙整理 来源: 字数:7934
积极投身抗日救国
黄长水,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侨商,有名望的进步侨领。
1904年,长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张坂乡霞美村。父亲黄世仙早年携带妻小远渡重洋来到菲律宾,凭藉木匠技能谋生,克勤克俭,积攒资金。后来改行经商,在西黑人省达卡罗镇开设黄仙号大杂货店,以经营杂货、汽车零件和碾米厂为主,并帮助厦门采购大米。由于经营有方,讲究信誉,事业逐渐发展,黄世仙又在香港开设泉昌商号,施展鸿图。
长水九岁那年随父出洋,在菲度过中小学学生生涯。1922年回国深造,先后在南京国立暨南学校、上海暨南大学就读,受到邓初民等著名民主革命人士影响,思想进步。学成之后,1927年再渡菲岛,襄助其父经商。
长水经商,善于经营管理,崭露头角于商界,且心连祖国,情系同胞。
他在商言商,又不局限于商,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活动。历任菲律宾怡朗中华商会理事、华商中学校董;又与当地华侨教育界进步人士陈曲水、郑士美等密切交往,热情支持侨胞的爱国民主革命运动和反日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他毅然投身爱国运动,宣传抗日救亡,参加募捐筹款等活动,支援华北义勇军。
1935年间,陈曲水、郑士美等成立“怡朗华侨救亡协会”。这是菲律宾南岛最早成立的华侨抗日团体。出于爱国热忱,长水加入了这个组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进一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著名侨商、侨领李清泉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长水出任西黑人省分会副主席,发动、组织当地爱国华侨,大力捐资支援祖国抗日,并支持、协助一些华侨热血青年,组成“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1941年日寇铁蹄残踏菲岛。登陆前狂轰滥炸居民区,长水的一位胞妹和一位女儿等六名亲人遇难。国恨家仇,更激起他对敌人的深仇大恨,积极同华侨抗日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秘密支援当地人民抗日游击队。日寇对抗日势力既恨且怕,大肆搜捕革命进步人士。长水曾被传讯,遭受殴打,但他爱国抗日立场坚定,始终不向敌人屈服,保持了民族气节。
支援中共国内
革命斗争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长水协助其父重建企业。
翌年,他秉承父命,到香港主持泉昌公司,任经理,经营进出口业务,并被推选担任福建同乡会主席。其时,正当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长水公开表示拥护中共民主建国号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反对发动内战。
但是蒋介石坚持倒行逆施,妄图继续实行独裁统治,悍然撕毁停战协议,一方面大举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加紧摧残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被迫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蒋管区”的许多知名民主人士则先后避居香港,与中国共产党驻港人员密切配合,发动当地各界人民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当时的港英当局表面标榜言论自由,实则站在蒋介石一边,他们禁止政治性活动,暗中却纵容蒋帮反动分子及其鹰犬破坏进步运动。民主人士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
形势促使长水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活动方面。他与中国共产党驻港人员方方、连贯、许涤新、饶彰风等加强联系,与在港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陈其瑗、彭泽民、章乃器、邓初民等密切往来,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掩护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支援国内革命斗争,作出积极贡献。
1946年,泉州地区继1945年的“科任事件”后又发生“五一事件”,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处境艰难。中国共产党泉州中心县委根据当时时局,决定派倪永图、郑星辉到香港建立党组织(倪、郑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泉州中心县委香港支部书记、负责人),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支援国内革命斗争。
倪、郑抵港后,经菲律宾共产党“华支”郑士美同志引荐,长水将郑星辉安置在自己经营的泉昌公司任职(倪暂在其堂兄倪永安的威利公司),使他们都有立足之地。而后又与倪永年介绍他们和王雨亭(解放后曾任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张殊明(解放后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黄福泽、庄明思(庄明理胞兄)、欧阳朝宗、苏子潜、黄来传、黄福耀等进步开明人士结识,扩大接触面,并引荐他们与福建旅港同乡会和福建商会理事长庄成宗、王少平取得联系,使他们得以同乡会、商会取得身份证明,帮助许多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如许立、黄国璋等)安全通过“蒋管区”,进入游击区或解放区。
创办香港华侨
工商俱乐部
1947年初,以一些热爱祖国、思想进步的各省市旅港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由长水和庄希泉、陈君冷、黄雨田等为发起人的爱国人士向港英政府正式注册成立了“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
此前,香港工商界上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为数极少。长水和一些进步工商界人士深感亟需有一个组织和公开活动场所,以便更好地宣传国内革命的大好形势,更广泛地团结工商界人士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作贡献。中国共产党驻港地下组织重视并支持他们的正确主张,派负责工商统战工作的许涤新具体指导促成其事。
经许与长水等人商议,决定避免暴露政治色彩,而以普通商人进行联谊娱乐活动的名义,组建一个俱乐部,便于取得公开的合法地位,推举长水牵头出面筹建。这是当时港九进步工商界唯一的合法公开团体,推举长水任主任,原在香港福建省银行任职的刘朝缙为秘书,协助主任主持日常事务。
俱乐部以普通商人团体名义出现,利于广泛吸收中间派商人参加,便于与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员接触。他们通过来自各地的骨干成员,分别团结福建帮、潮州帮、广州帮、客家帮、上海帮的一些工商界人士,和在香港银行、香港政府企业工作的一些金融界人士和科技工作人员,并吸收部分来往于旅居国和香港之间的侨商和个别外国商人参加。活动方式开始以定期叙餐会为主,邀请许涤新、章乃器、侯德榜、胡愈之、章汉夫等知名人士作专题讲话,内容多属评介国内革命形势及各地工商问题,欢迎会员带亲友、同事参加。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节节告捷,活动方式步步冲破港英当局所谓“合法”、“非法”的禁制,频频将叙餐会办成祝捷酒会。同时组织一些中坚分子,较为隐蔽地研讨一些较深刻的问题,如讨论采取何种对策揭穿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的阴谋等,并进行个别串连发动,支援解放战争,支援《华商报》和住港民主人士,寄发进步书刊,对宣传国内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教育团结海外侨胞和港澳工商界人士支援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此后,长水又与庄希泉在香港仔鸭洲创办建光学校,让洪国宗、吴朝明等以该校教员身份开展工作。还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成立“港菲出入口商会”、“暨南大学香港校友会”。这些组织对沟通与东南亚爱国华侨的联系,团结港澳民主进步力量,从舆论上、物质上支援祖国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
长水自己也捐赠了一批当时闽南一带较为欠缺的盘尼西林、色芳色素等抗菌消炎药品和鱼肝油、葡萄糖、鹿茸等滋补药品,以及一台电动印刷机,交给游击队泉州团队。
同年,长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港期间,他与郭沫若、陈其瑗、彭泽民等密切交往,在筹建达德学院中与民盟的邓初民等有进一步联系,投身民主革命运动的自觉性更高。一次,他征求郑星辉对自己准备加入民盟的看法,郑积极支持。长水请郑为他取个化名,郑建议称“黄河清”。
暗中掩护
爱国革命志士
1947年冬、1948年秋,中国共产党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刘润世、中国共产党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分别秘密来港,都得到了长水的热情接待和细心掩护。黄国璋在地下斗争中屡次负伤,身上嵌着敌人的弹片,到港求医摘除,长水不仅亲自为之邀请外科名医诊治,且设法让他住进设备较完善的养和医院,负责医疗所需全部费用。
1948年底,解放区物资匮乏,土特产品又无法销出。为支援刚解放的天津市建设,陈祖沛经营的大成公司和长水的泉昌公司、郭宜兴的恒达公司合组“新中公司”,两次雇船载运卡车、汽油、柴油、西药、橡胶轮胎及纸张等紧要物资,由陈祖沛冒险押运到天津塘沽港。此后,继续与解放区开展贸易,缓和解放区紧缺的物资供应,沟通了土特产品的销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横渡长江后,长水又配合陈曲水、郑士美、许志猛、庄志鹄等福建籍进步人士,牵头筹建“旅港福建民主建设促进会”。这是进步的秘密外围组织,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驻港地下组织开展工作,如建立学习组织,介绍青年到内地参加革命,接济闽浙赣革命武装等等。
长水对革命公益事业,对进步人士、进步报刊、学校,均能尽个人能力慷慨捐助。香港《文汇报》资金周转困难时,他多次予以资助。1946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驻菲总支部的顽固派勾结菲律宾当局,迫害旅居菲律宾的一些华侨进步人士,使他们不得不离菲来港工作或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中不少人留港期间,都得到长水的热情接待,从生活上、经济上给予慷慨帮助。
为适应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海运事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泉州中心县委监委、厦门工委书记刘双恩受命抵港筹建华厦公司,购置轮船,并利用与国民党香港招商局运输船“海辽号”船长方林流的朋友关系,耐心进行教育争取工作,促使方率领“海辽号”全体船员于1949年9月19日9时正式宣布起义,成为新中国成立时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轮船。毛主席曾致电庆贺,嘉勉全体起义船员。刘在港期间,无论是生活上,还是与有关人员接头、联系,长水都予以提供方便。
为祖国建设事业
殚精竭虑
1949年6月,长水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邀请,秘密离港北上,以华侨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共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计。此后,长水继续留居香港。对于新中国的诞生,长水由衷欣慰。1952年他毅然从香港返回大陆,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海外华侨的爱国团结殚精竭虑。
1949年,他到厦门市传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精神时,看到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委统战部没有办公场所,当即自费将其父在公园南路的一座三层楼房的“世仙别墅”粉刷一新,借给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委统战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且不取分文代价。他还曾倡议创设华侨投资公司,办工厂,建农场,设商店,支援祖国经济建设,安置归侨、侨属就业。同年10月下旬,广州解放,他和陈祖沛等人发动香港各界爱国人士组团到广州慰问南下解放军。
1950年初,广州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邀请俱乐部十余人参加。返港后他们在工商俱乐部叙餐会上介绍会议的精神和盛况,在工商界引起很大反响。同年5月,由长水任团长的“港澳工商界东北观光团”来到大陆,该团成员总共60余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港澳工商界第一次公开组织的回国观光团,该团到大陆后参观、访问了东北、北京等地。在京期间受到了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
陈云副总理当时主管中央财经工作,观光团向陈副总理表达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乐意投资参加祖国经济建设的意愿。周恩来总理得悉后,对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表现甚表嘉许。这次观光访问,在港澳引起更大反响,各界社团纷纷邀请他们介绍观感,他们则不失时机,有求必应,分头到各社团作报告,产生很好影响。
毅然决定
回国投资服务华侨
频繁的公开宣传活动,引起港英当局的忌恨,遂以此为口实,在1950年底“驱逐”陈君冷出境,“劝令”黄长水、莫应 离境,1951年初又“勒令”结束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
长水毅然决定回国服务。他与陈祖沛相约回国投资。他从泉昌公司抽调大部份资金到广州开设泉昌有限公司,陈则将大成行总机构的全部资金投入国内。他还协同邓文钊等发动港澳工商界回来创设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他是东南亚爱国华侨工商业家中率先回国服务的知名人士之一。
长水一贯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深得中国共产党中央和闽粤两省人民的敬重。在他定居广州以前,早已受命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和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回到广州后,又先后被委任和选任广州进出口同业公会主委、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副主委、广州市工商联主委、广州市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广州投资公司董事长、公私合营华南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财务委员会副主委、广州市侨联副主任、广州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华南区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重要职务。
1952年,他在福建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历任民建中央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央委员、常委。1956年,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为做好海外华侨和归国华侨事务和促进外贸发展不遗余力。
一位深明大义
克己奉公的长者
长水深明大义,克己奉公,为人刚直不阿,待人宽厚热情,是一位宽宏大度的长者。
他遇事均能从大局着想。任何事情一经组织决定,便无条件服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定居广州,有自己的房舍,生活较为方便。年届花甲调往首都工作,远离家人,身体又有疾病,北方生活亦不习惯,仍然一心一意留京工作近20年。他是党外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文革”中也屡遭骚扰,但他能正确对待,始终以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共事。
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任广州市副市长后,国家配给他小轿车,他从不让家人乘坐,从不带子女参加社会应酬,不允许他们倚仗父亲职权谋私利,不让他们乱花钱,严防子女沾染不良习气。
他经常教育子女:“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出路,才能繁荣富强。”要求他们“要学业有成,要为祖国多作贡献,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几位子女均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次子黄光华1958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服从分配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当了14年医生,受到组织器重,不断提升职务,前些年已担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长水造福乡梓,由来已久。在他父亲在世时,他们便踊跃捐资支持兴建家乡霞美小学校舍,赞助办学经费。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亲遗愿年年资助学校经费。直到他逝世后,仍由他的后裔继续捐助,从不间断。
1951年,他曾捐资增办幼儿园并组织儿童剧团,同时设立“优秀毕业生奖学金”,奖励升学考试名列全县前三名的优秀生。在百忙中,仍经常写信指导学校工作,强调侨办学校的使命,不仅要为国家培养人才,还要团结侨胞,联系侨属,进一步争取他们心向祖国。
长水每次来闽视察工作,必亲临学校与教师座谈,勉励专心办学,每次都捐款作为慰问教师和充实教学设备之用。他关怀乡亲疾苦。自1951年起,香港泉昌公司秉承长水之命,每年寄来成批药品,由霞美学校分送患病乡亲,持续数年不断。1952年,又捐资2万元,倡建霞美公路,接通福厦公路干线。并捐款修建“路亭”于刺门兜岭顶路旁,作为翻山越岭的乡亲和其他行人休息之所。
1980年7月29日,长水因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76岁。作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水后半生中虽然身居诸多重要职位,但仍无时不刻不在克尽职守。他的一生与人民共呼吸,与祖国同命运,其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精神,堪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资料来源:由惠安县工商联、惠安县华侨志、晋江地区侨联和几位与黄长水有过工作接触和联系的老同志如郑星辉、郭健等提供,同时参阅广州市民建会、《广东民建》杂志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