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父亲度“文革” 李秀真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山西省委在湖滨会堂召开动员大会，父亲作为省管干部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作为山大附中学生代表也参加了。会后，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你回去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文件，认真参加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后来的发展，使父亲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但是，他那时的嘱托还是让我感到，父亲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 由于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父亲久病缠身，当时正在晋祠干部疗养院休养，并兼任那里的党支部书记。66年冬季，学生红卫兵小将们到干疗院“造反”，揪斗“修正主义分子”，打倒“走资派”，干疗院的一些职工也参加了批斗大会。面对那些稚嫩的孩子和群众，父亲不卑不亢，认真对待，最终争得了众人的理解。父亲是一个头脑清醒、思维清晰的人。 1970年之后，干疗院撤销，父亲回到家中。那时的我，时常还到学校---山大附中去看看大字报，听听运动的风声。每次都要带回许多传单及各种宣传资料。由于常年的疾病，父亲的胸廓已变形，每天服药的同时，还得间断吸氧。但是，父亲仍然在鼻孔中插着氧气管、胸间抱着氧气袋的艰难情况下，坚持把我带回来的资料一一翻阅。省劳改局局长石英才，下放回来后到家中看望父亲，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还活着，我赶忙来看你。你是咱们老干部中病历最长、病情最重的人，可还活得这样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乐对人生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干部审查工作中，对南下四川的晋绥干部，许多单位都到父亲这里索取证明材料，父亲都认真如实地一一作了证明，并盖章签字，为一大批干部获得“解放”提供了有力帮助。贾丕绩叔叔时任四川省人事厅厅长，他一从“牛棚”出来，就立即坐火车来看父亲。见面就说：“老李，人家都说我有叛徒嫌疑，只有你出的材料证明了我的清白，使我得到了解放。”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不说假话的人。 父亲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却一直影响着我，父亲为我起名李秀真，他教我做人要坚贞，做事要认真，生活要朴真。 三女，李秀真 于2010年3月20日父亲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