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以讲讲我亲历的一些情况。1984年1月4日至8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我随行采访。4号那天，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与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讨论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在分析各省特点时，胡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东北有没有?华东没有，华北呢?当场一时未有人回答。朱厚泽见状，便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朱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就贵州论贵州。他总是从全局高度看贵州。还是那次座谈会，1月5日，耀邦同志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在耀邦讲话的时候，朱厚泽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

　　“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扩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见笔者当年列席会议采访记录)，随后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

　　当时与会者还有胡启立和杨汝岱、池必卿、安平生、廖伯康等西南各省市大员，还有昆明大军区司令员张桎秀、团中央副书记刘延东、耀邦秘书郑必坚等，堪称冠盖云集。而朱厚泽以极短的时间，即席插话，话音一落，就引起许多人共鸣。杨汝岱立表赞同，廖伯康也发表了同样观点。耀邦当即予以肯定。需知，这是在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朱厚泽真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时，贵州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农村包干到户的激烈争论基本过去，池必卿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在全国也颇博美誉。贵州在农村改革方面初着先鞭。然而，贵州与沿海地域差异性也在新情况下凸现出来。这就是：沿海城乡具有从晚清起开放通商的百年传统，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较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而贵州，尤其边远农村，则基本上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育的原始状态。一旦农民从僵硬的“一大二公”体制下解放出来，商品生产经营的劣势就明显暴露出来，城市体制的弊端也更加显现。朱厚泽长期从事工业与城市经济工作，对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构痼疾有很深的体会。面临新形势，他开始思考着更深层次与更高层面的改革问题。当时，池必卿提出：包干到户后“要有新的得心应手之作”，贵州日报曾以此题发过社论。厚泽与池必卿、王朝文等省委领导之间交换认识的详情我不得而知，但我发现他那阵子不断往农村跑，对许多地州市县城乡进行调研。每次从农村回来，总是给我们提示，报纸宣传要转变观念。以我个人来说，干过十多年言论编辑工作，写过言论不下几百篇，多属催耕催种那老一套。包干到户后，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高涨。厚泽对我说：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莫非还要你总编写社论发号施令吗?!原来他心中已酝酿成熟了一个新思路，就是在继续稳定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同时，要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说真的，那时我多次听他爱用“发育”这个词儿表达他对问题性质的判断，很觉新鲜。他曾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说贵州边远山区商品经济是何等之不发育。农民家里鸡蛋多了，不懂得市场交易，却把它放在路边，自己躲在寨口看过路人拣走鸡蛋，留下点钱，才跑出来把钱取回家。这不是笑话，而是那时云贵高原穷乡僻壤的现实。

　　在那几年，朱厚泽身体力行，鼓吹发展商品经济。他本来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有一回，却报道很醒目。那是他与贵阳市委书记李万禄一同去花溪看望一家养鸡专业户，三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标题上写：“立此存照”支持你们放开手脚干!(见1984年2月11日贵州日报一版头条)他反复在各种场合阐述农村改革要迈开第二步，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公路建设和场坝、乡镇、城市的市场建设与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教育与选拔等也要有相应转变。据悉，当时他向池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啊……”，必卿打断了他的话，高兴地说：“这就对了!还想用过去催耕催种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池的态度十分鲜明，要求厚泽就按这个思路谋划和部署工作。这事，反映到我们新闻报道上也有明显转变，报纸版面上新鲜语言多了，思想也活跃了。我们以厚泽提出的“用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区大门”作大标题，在报上大声疾呼。报纸发了一系列支持农村专业户的言论与消息报道。有些言论的标题很尖锐，比如《二贩手是二郎神》、《为‘弃农经商’正名》、《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等等，都是体现了厚泽的意见。

　　与此相联系，厚泽还提出必须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理念，按经济流向规律，放手让边远县与周围比较发达省市建立更紧密的横向联系。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赤水县进长江才五十五公里，而贵阳进长江要五百公里，你说谁是中心?不要有那么多封建宗法观念嘛!说你那个地方是属于我的，非要赤水人把所有竹子一下扛到贵阳来，何必呢?黔东南木材，就依清水江顺流而下到洞庭湖去不好么?不要什么都由省里管得死死的。当年贵州日报就是在他的思路启示下，开辟了《黔边行》专栏，发了一百期。《开场的话》大都采用了朱的精彩语言。1985年夏，胡启立同志来黔时，曾把《黔边行》复印本一套送给启立。听说，后来启立把它转送给新任贵州省委的书记。

　　厚泽的思路不断深化与系统化。1984年夏末，在省委全委扩大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一个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口头报告，题为《统一认识，自觉推进全面改革的发展》。没有事先弄出几十条、百把条文件，着重讲思路，讲观点，他没有写出书面发言稿，一讲就讲了几个钟头，全场两三百省内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讲完后，必卿即席发言，我发觉必卿很动情，他说厚泽讲得好，是很动了脑筋的，让我来讲，不一定讲得这么好。我觉得池的话不是官场客套，而是作为一位长者的由衷喜悦。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厚泽在报告中用了四句话：“放权简政，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每句话都敞开阐述，而观点集中到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不可避免、不可逾越，城乡改革又如何适应新形势。那次省委全会，没有事先拿出照搬照套的文件，没有把精力放在抠字眼、抠条文，而重在理清思路，在方向性问题上求得领导层大体达成共识，所以反映比较好。实际上为此后贯彻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决定，在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准备。依我感受，那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生动学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