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建有“衣冠冢”      

        带着寻访延长县首任“红色县长”谭生彬的愿望而来，延长县安沟乡的阿青村这个并不起眼的地方，突然变得神圣起来。
        按谭姓族人和村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村里出了个大官，当过延长县首任县长。”至于官至哪一级，没人能说得清楚。但在延长，谭生彬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英雄。在这里，谁不知谭生彬就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叫人感到怪异。
        村上谭姓人很多，留守儿童和老人多，青壮者少见。村民谭志来带我们来到了谭生彬出生的窑洞前。
        这几孔空洞闲置已久，但保护完好。故居在塬面下的一个浅滩里，站在原面上，几乎看不到这个院子。不大的院落里杂草丛生，周边长满了高大的树木。崖畔上的一棵大树，树龄在百岁以上，一个人都合抱不过来。高大的树冠下，老老少少聚在一起拉家常，打发着闲散而宁静的黄昏。谈起他们的前辈，除去崇敬就是自豪。随着时间的流逝，谭生彬对后辈们的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祭奠方便，侄儿谭永义在家乡的祖坟地里修了一个“衣冠冢”，并立碑纪念。谭家的祖坟地就在村头的一片开阔地里，视野开阔，面临乡间小路。谭志来说：“谭生彬一家人，老早都在外面做大事，他的家人，村里人没多少人见过。建坟墓立碑时，我们都见过，只埋了件衣物和照片。”
        一同前往的县党史办原主任郝旭峰跟村民们显得格外熟络，对英雄的年代和英雄的故事追述，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年代。
        谭生彬是朱幼康的学生，比起他的老师来说，谭生彬是幸运的。他一生沉浮无常，毁誉由人，人生历经坎坷，尤其在“文革”中遭遇的迫害，身心俱伤。后终被平反，赞誉有加，让人徒生感叹。
                                                       初识革命
        谭生彬，1911年5月18日出生于延长县安沟乡阿青村。1926年，谭生彬在延长县第一高小读书时，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广泛接触《新青年》、《向导》、《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从此，他的眼界开阔起来，思维活跃起来。
        1927年4月，经董耀卿、胡金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冬，共青团延长县特区委员会成立，谭生彬出任首任团区委书记。期间，他组织学生上街张帖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到北区、南区等地农村，宣传新思想，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利用农民协会和豪绅地主开展斗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延长县党部严密监视“一高”师生的革命活动，中共延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当时，董耀卿任教育局长，谭生彬和几名党团员被派到教育局协助工作。这样就控制了教育权，便利了保护党团组织和地下秘密开展活动，也便利了继续秘密组织和支持“一高”的革命活动。
        1929年10月，延长地下党组织与陕北特委失去联系，区委书记夏资生已调走，区委工作无法统一安排。12月，谭生彬回到家乡，协助南区党支部发展党员20多名。
        9月下旬，原在杨虎城部队时入党的杨庚午以替黑宪章报仇为名，和黑宪章的部下王金奎、养子黑志德联合起来，在后九天拉起一支武装力量。起初，只有二、三十人，四处打富济贫，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周围各县党组织积极活动，组织党团骨干上山参加武装，不少受灾的穷苦农民也参加了武装，不到两个月就发展到三百人。
        此时，正在狼神山特支巡视工作的赵文蔚（真名李锦锋），接到陕北特委去后九天协助杨庚午工作的通知，由当地共产党员阎存善陪同上了后九天。谭生彬应赵文蔚之约，为掩护身份，用拉“票子”的方式也上了后九天。谭生彬上山后，在后九天成立了党支部，书记赵文蔚，组织委员谭生彬，宣传委员刘子善。在此期间，延长县委、延安区委、陕北特委先后向后九天派去大批共产党，其中有贺延年、阎红彦等几十人。罗成德、高朗亭（高永光）、贺德清等共产党员是联络员。支部成立后，瓦窑堡、清涧、延长、延川、宜川等县党组织动员大批农民和进步青年参加到这支部队中。同时，通过党的工作，逐渐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带有革命斗争精神的农民武装。
                                                         延长首任“红色县长      

        后九天的农民武装迅速发展，到1930年春发展到一千多人，引起了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恐慌。井岳秀令256旅高双成部“围剿”。高双成多次派人商谈争取收编无果。1930年6月，高双成搬来杨庚午父亲杨汝珍到后九天哭劝，又派部队进驻距后九天17公里的北赤村，兵临城下，威胁杨庚午。此时，后九天党支部刚成立不久，共产党员还不能公开活动，还没有完全控制这支成分复杂的武装。在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重重困难也随之而来。武器、弹药、粮食、资金都没有供给来源，加之高双成兵临城下力量悬殊又不能硬打硬拼，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杨庚午接受了高双成的收编。为了保存共产党的力量，在接受收编前杨庚午通知谭生彬等共产党员离开了部队。
        1930年秋到1932年底，谭生彬先后在皇庆寺、董家塬、县“一高”以教书为掩护，坚持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5月，谭生彬秘密发动上万农民包围县城，抗粮抗款。国民党县长王俊杰不仅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还命令警察鸣枪威胁，从城墙上向群众投掷石块，激起众怒。谭生彬鼓舞群众坚持斗争，断绝了县城的一切供给。围城斗争坚持了10天，县政府迫于压力，惩办了打人凶手，答应了群众缓交粮款的要求，但是也秘密下令缉捕谭生彬等“闹事”骨干分子。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谭生彬等安全转移至西安。
        1933年2月，谭生彬等受陕西省委派遣，由西安出发经淳化、土桥到井村，通过联络站转送到谢家寨，找到陕甘特委，加入红二十六军骑兵连。红二十六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谭生彬突围脱险。几经辗转，回到延长。
         1935年5月30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解放了延长。成立延长县革命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谭生彬任主席。9月18日，在赵家塬首次召开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谭生彬当选延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样，谭生彬就成了延长县革命史上”首任红色县长”。这一时期，他及时组织领导全县开展民主选举，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组建赤卫军大队。是年冬，他领导全县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翻身作主。
                                                           “我是大主席，你是小主席”
        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东征。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经冯家坪、文安驿（属延川县）、后段家河（属延长县），于29日到达延长县城。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城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会议决定周恩来等留驻陕北苏区，以保证牢牢掌握黄河渡口和保障我军后勤供给。
         谭生彬组织全县军民，全力协助红军总兵站筹备渡河，紧张动员全县人民搞好军供支前工作。因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亲自批准发给谭生彬三号驳壳枪一枝，以资鼓励。
         红军离开延长前，延长石油厂请毛主席吃饭，谭生彬作陪。席间，毛主席指着谭生彬说：“我是大主席，你是小主席。你这个小主席搞得很不错嘛！”表扬肯定了谭生彬的工作。谭生彬说：“请主席放心！我这个小主席一定听您这个大主席的，保证做好支前工作，积极支援红军顺利渡河打到山西去！”
        2月4日，毛泽东离开延长，经延川等地，前往清涧县袁家沟。
        1936年6月，红军东征结束，回师西征。国民党军队乘机对陕北苏区发动疯狂进攻，国民党42师247团刑海亭部及豪绅还乡团百余人侵犯延长，共产党员谭生兴（谭生彬二哥）、胡金城惨遭杀害。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谭生彬毫不动摇，带领全县军民开展游击战争，经常袭击国民党军及还乡团。1937年冬，谭生彬与当地驻军部署，于呼家川将窜入苏区骚扰的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全歼。
         1940年10月，谭生彬调任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期间，谭生彬忘我工作，全力抓好边区的粮食供应工作，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为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重大贡献。1941年至1942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谭生彬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期间，谭生彬历任陕甘晋绥联防军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党委书记。1947年，胡宗南军大举进攻延安，谭生彬负责西北军区直属机关干部、家属的撤退工作，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转移任务。
                                                     久经考验，彰显老党员的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谭生彬历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工业监察司司长、部长助理，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2年10月，因“习仲勋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被错误撤职。此后，历任化工部锦西化工厂副厂长、化工部科学技术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文革”中遭受极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80年5月26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中共中央组织部1980年6月17日为其作出了书面平反结论；6月28日，在北京医院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6月30日，谭生彬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悼词说：谭生彬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惧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带领延长县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创建、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积极组织和发动全县军民大力支援东征，成绩显著，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很大贡献。1945年被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部队做组织工作，忠实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谭生彬同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满腔热情地忘我工作。他曾长期从事人民监察工作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纪律检查和人民监察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忠于职守，不徇私情，为建立和健全人民监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做出了积极贡献。
        悼词中有这样的评价：谭生彬同志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党员。他在被错误地撤销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调到化工部锦西化工厂任副厂长以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兢兢业业，努力工作，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党性原则。过去对谭生彬同志的错误处理，现已纠正平反，恢复名誉。粉碎“四人帮”后，谭生彬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且身体力行，为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出了榜样。

                                            郝旭峰  峻岭  冯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