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语话莫雄
发布时间：2009-12-31 1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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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墓匠
莫雄，名仁，字志昂。广东省英德县人，1891出生于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家庭。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加入中国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在国民党中被称作“莫大哥”，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有生死之交。１９２5年９月，蒋介石为夺取粤军大权，借廖仲恺被害之机，逼走老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莫雄时任许崇智的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蒋介石为扫除隐患，将十一师撤编，并强行缴械遣散。莫雄对蒋介石无视革命大局，只为自己拉帮派、搞山头的行径极端不满，对他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更是强烈反对，以后曾两次参与张发奎领导的反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1930年，蛰居上海的莫雄在上海巧遇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此时刘哑佛已是中共特科成员，在他的介绍下，莫雄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并经项与年的引领，与周恩来、李克农取得了联系。莫雄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周恩来、李克农认为他留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便劝止了他。
1933年，莫雄赴南昌，找昔日的老朋友、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述说自己失业多时，生计艰难，请杨永泰帮忙安排个工作，杨永泰慷慨应诺。几天后，杨永泰将蒋介石签署的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德安县长的委任状交给莫雄，要他在南昌找几个熟人，一同上任。莫雄说：“在南昌我一个熟人也不认识，要到上海去找。”杨永泰同意，并送他3000元旅资。莫雄立即返回上海，找到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将委任状、组织表交给他们看，郑重地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请你们派共产党员与我一同干，我当司令，你们当部下，他要剿共，我要剿蒋。”刘哑佛等人十分高兴，把委任状和组织表带回去向上级请示。1934年3月，莫雄负责的江西省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及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德安县政府的班子在共产党的安排下挂牌成立了，班子成员共90人，其中大部分是刘哑佛、项与年这样的共产党员。
莫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白皮红心”的权力机构，大力施展自己的政治叙求。他们惩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赈灾济困，扶持农桑，清剿地方土匪、流氓、恶根，并把清剿的战果冒作“共匪”上报。他们与当地红军取得联系，默契配合。当地红军全部转到外地作战，当地苏维埃政权也转入地下，在周围地区被“共匪”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莫雄的辖区内却秩序井然,没了“共匪”的踪迹。因此被蒋介石考绩第一，赢得蒋介石的通报表扬。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者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一改过去反"围剿"作战中的运动战战法，单纯拼实力，拼消耗，使红军陷于极度被动之中。至1934年8月，中央苏区由反“围剿”前的30多个县，锐减到只有瑞金、会昌、长汀、于都、宁都5个县，完全丧失了战略纵深，门户洞开，无险可守；红军在紧急“扩红”的情况下，兵员仍由10余万人减少到8万多人；粮食、弹药、被服、医药等战争物资的储备均已告罄，实际已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即使这样，临时中央也没有调整战略部署的迹象，依旧在死打苦撑。蒋介石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决定改变战略部署，由击溃战改为歼灭战，适时地给中央红军最后的致命一击，为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定名“铁桶合围计划”。
“铁桶合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圆心，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圆周线上部署完成后，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统一行动，实行向心攻击，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火力配系，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集中全力猛攻一点凿开缺口突围，还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以便随时快速地运送战略预备队堵漏拦截。战役目标是在一个月内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为隐蔽作战企图，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仍作击溃战姿态以迷惑红军。这是一份非常凶狠的军事计划，一旦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绝无侥幸的可能。蒋介石对此充满信心，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铁桶合围计划”，莫雄作为地方官员，也要承担相应的任务，因此奉命参加了会议。会上分发的“铁桶合围计划”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内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合围计划”返回德安，找来刘哑佛、项与年等人，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刘哑佛、项与年等人紧急磋商，认为情报太重要，不能有一点儿闪失，不可交给别人带去，项与年会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容易蒙混过关，再说一直以来都是他与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如此关系全局的情报，也只有项与年本人亲自送交，才能取得中共高层的相信。因此决定由项与年将情报送过去。
他们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要点逐一誊抄在4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计划密写完。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步行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绝密情报就出发了。
进入泰和县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国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过多天艰苦跋涉，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得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机会。徘徊多日，寸步难进，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形势一天比一天更紧急，项与年心急如焚，最后横下一条心，他从地上抓起一块坚硬的石头，一下两下三下，不停地碰向自己的嘴巴，生生地敲下了4颗门牙。
第二天，项与年出现在国军的哨卡前。此时的他形销骨立，两个腮邦子肿胀得失了人形，狰狞恐怖，唇开齿裂，带血色的口涎不停滴漏，目光呆滞，头发蓬乱，衣服破烂不堪，赤着双脚，浑身上下恶臭扑鼻，拖着一个污秽的布袋子，里面藏着4本学生字典和密图，上面盖着乞讨来的馊饭馊菜，完全成了一个老叫花子。还没等他拢近，身上的臭气就熏得国军哨兵纷纷捂住鼻子往后退，挥手轰他快滚。项与年因此混过层层哨卡，于10月7日抵达瑞金。当他站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完全认不出这位亲密的战友来。
临时中央传阅“铁桶合围计划”后，惊讶之余立刻意识到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经过分析，于10月10日仓促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红军由此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在当时，这是一场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动员、没有目的地的匆忙行动，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连毛泽东等高级领导人都不清楚。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这种行动是“军事上的逃跑主义”，但在当时，除了逃跑，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能逃出来就已是天幸了！后来，毛泽东从周恩来那里获悉了内幕，也心有余悸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呀！”
1934年10月16～18日，中央红军8.6万人开始长征，10月19日“铁桶合围计划”完成部署，10月26日开始进攻，11月2日国军进抵瑞金城外，这时才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就这样，蒋介石一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大军事行动，演成了一场水中捞月的滑稽剧。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接到报告气得暴跳如雷，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立即赶回南昌追查泄密责任人。但是，直到他败逃台湾的时候，也没弄清这次泄密的人是谁。从此以后,历史再没有给蒋介石任何机会,而是换成了毛泽东的低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莫雄后来参与营救方志敏的行动，帮助中共特科人员打入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并掩护他们工作。１９３５年春，莫雄调任贵州毕节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仍携带刘哑佛、卢志英等共产党员赴任。期间，莫雄摁住国民党中央军第六十三师，使7000多红军伤病员、游击队员得以转移。１９３６年２月，莫雄有意率部避让，使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三面受敌的危急情形下安然脱险，并不费一枪一弹进驻毕节城，在城里休整了半个多月。莫雄因此被蒋介石逮捕入狱，直到同年６月才经杨永泰、张发奎、薛岳、陈诚等人保释出狱。１９３８年８月，莫雄被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任命为南雄县长，他继续以“白皮红心”的形式搞革命，设法释放囚于南雄狱中的红军、群众数百人，其中数十名为中共重要干部；领导组建了后来的东江纵队等等。１９４７年１０月莫雄调任英德县长，１９４８年升任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在此期间，莫雄冒着极大风险，将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无偿送给当地中共游击队，而对国民党的“清剿”命令却拖延不办。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薛岳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员，将其列入暗杀名单。莫雄得悉后逃往香港。
1949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局第一书记。临行前，毛泽东对叶剑英说：“还记得广东有个莫雄吗？”叶剑英答：“我记得。”毛泽东说：“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犯过什么错误，都要安排他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广州解放，叶剑英立刻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接回莫雄。１１月，委任他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土改时，当地农民和土改干部不清楚莫雄的历史，要求揪莫雄回英德交群众斗争后就地枪决，华南局有关领导也批准了。在命悬一丝的危险时刻，莫雄缄口不语，只字不提自己对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幸亏有人及时找陶铸反映了实情，莫雄才得保全。１９５１年２月，莫雄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１９５５年３月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１９５６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项与年专程赴广东，接莫雄进京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宴请莫雄和项与年，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莫雄身心遭严重摧残，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落实政策。１９７９年６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２日在广州病逝，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联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1930年，蛰居上海的莫雄在上海巧遇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此时刘哑佛已是中共特科成员，在他的介绍下，莫雄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并经项与年的引领，与周恩来、李克农取得了联系。莫雄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周恩来、李克农认为他留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便劝止了他。
1933年，莫雄赴南昌，找昔日的老朋友、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述说自己失业多时，生计艰难，请杨永泰帮忙安排个工作，杨永泰慷慨应诺。几天后，杨永泰将蒋介石签署的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德安县长的委任状交给莫雄，要他在南昌找几个熟人，一同上任。莫雄说：“在南昌我一个熟人也不认识，要到上海去找。”杨永泰同意，并送他3000元旅资。莫雄立即返回上海，找到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将委任状、组织表交给他们看，郑重地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请你们派共产党员与我一同干，我当司令，你们当部下，他要剿共，我要剿蒋。”刘哑佛等人十分高兴，把委任状和组织表带回去向上级请示。1934年3月，莫雄负责的江西省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及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德安县政府的班子在共产党的安排下挂牌成立了，班子成员共90人，其中大部分是刘哑佛、项与年这样的共产党员。
莫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白皮红心”的权力机构，大力施展自己的政治叙求。他们惩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赈灾济困，扶持农桑，清剿地方土匪、流氓、恶根，并把清剿的战果冒作“共匪”上报。他们与当地红军取得联系，默契配合。当地红军全部转到外地作战，当地苏维埃政权也转入地下，在周围地区被“共匪”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莫雄的辖区内却秩序井然,没了“共匪”的踪迹。因此被蒋介石考绩第一，赢得蒋介石的通报表扬。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者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一改过去反"围剿"作战中的运动战战法，单纯拼实力，拼消耗，使红军陷于极度被动之中。至1934年8月，中央苏区由反“围剿”前的30多个县，锐减到只有瑞金、会昌、长汀、于都、宁都5个县，完全丧失了战略纵深，门户洞开，无险可守；红军在紧急“扩红”的情况下，兵员仍由10余万人减少到8万多人；粮食、弹药、被服、医药等战争物资的储备均已告罄，实际已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即使这样，临时中央也没有调整战略部署的迹象，依旧在死打苦撑。蒋介石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决定改变战略部署，由击溃战改为歼灭战，适时地给中央红军最后的致命一击，为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定名“铁桶合围计划”。
“铁桶合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圆心，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圆周线上部署完成后，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统一行动，实行向心攻击，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后就修筑碉堡工事，严密火力配系，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集中全力猛攻一点凿开缺口突围，还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以便随时快速地运送战略预备队堵漏拦截。战役目标是在一个月内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为隐蔽作战企图，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前，蒋介石用12个师的先头部队全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仍作击溃战姿态以迷惑红军。这是一份非常凶狠的军事计划，一旦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绝无侥幸的可能。蒋介石对此充满信心，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铁桶合围计划”，莫雄作为地方官员，也要承担相应的任务，因此奉命参加了会议。会上分发的“铁桶合围计划”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内有国民党军的剿匪总动员令、各部队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进攻路线、作战时限安排以及作战图表和蒋介石的剿匪守则等等。每份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官员必须按收件人编号签字领取文件，保密措施十分严格。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合围计划”返回德安，找来刘哑佛、项与年等人，焦急地对项与年说：“你赶快想办法交给你们的上级，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接过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激动地对莫雄说：“莫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红军不会忘记你！”
刘哑佛、项与年等人紧急磋商，认为情报太重要，不能有一点儿闪失，不可交给别人带去，项与年会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容易蒙混过关，再说一直以来都是他与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如此关系全局的情报，也只有项与年本人亲自送交，才能取得中共高层的相信。因此决定由项与年将情报送过去。
他们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要点逐一誊抄在4本学生字典上，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计划密写完。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步行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绝密情报就出发了。
进入泰和县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国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过多天艰苦跋涉，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得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机会。徘徊多日，寸步难进，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形势一天比一天更紧急，项与年心急如焚，最后横下一条心，他从地上抓起一块坚硬的石头，一下两下三下，不停地碰向自己的嘴巴，生生地敲下了4颗门牙。
第二天，项与年出现在国军的哨卡前。此时的他形销骨立，两个腮邦子肿胀得失了人形，狰狞恐怖，唇开齿裂，带血色的口涎不停滴漏，目光呆滞，头发蓬乱，衣服破烂不堪，赤着双脚，浑身上下恶臭扑鼻，拖着一个污秽的布袋子，里面藏着4本学生字典和密图，上面盖着乞讨来的馊饭馊菜，完全成了一个老叫花子。还没等他拢近，身上的臭气就熏得国军哨兵纷纷捂住鼻子往后退，挥手轰他快滚。项与年因此混过层层哨卡，于10月7日抵达瑞金。当他站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完全认不出这位亲密的战友来。
临时中央传阅“铁桶合围计划”后，惊讶之余立刻意识到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经过分析，于10月10日仓促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红军由此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在当时，这是一场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动员、没有目的地的匆忙行动，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连毛泽东等高级领导人都不清楚。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这种行动是“军事上的逃跑主义”，但在当时，除了逃跑，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能逃出来就已是天幸了！后来，毛泽东从周恩来那里获悉了内幕，也心有余悸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呀！”
1934年10月16～18日，中央红军8.6万人开始长征，10月19日“铁桶合围计划”完成部署，10月26日开始进攻，11月2日国军进抵瑞金城外，这时才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就这样，蒋介石一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重大军事行动，演成了一场水中捞月的滑稽剧。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接到报告气得暴跳如雷，连假牙都顾不得戴就立即赶回南昌追查泄密责任人。但是，直到他败逃台湾的时候，也没弄清这次泄密的人是谁。从此以后,历史再没有给蒋介石任何机会,而是换成了毛泽东的低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莫雄后来参与营救方志敏的行动，帮助中共特科人员打入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并掩护他们工作。１９３５年春，莫雄调任贵州毕节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仍携带刘哑佛、卢志英等共产党员赴任。期间，莫雄摁住国民党中央军第六十三师，使7000多红军伤病员、游击队员得以转移。１９３６年２月，莫雄有意率部避让，使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三面受敌的危急情形下安然脱险，并不费一枪一弹进驻毕节城，在城里休整了半个多月。莫雄因此被蒋介石逮捕入狱，直到同年６月才经杨永泰、张发奎、薛岳、陈诚等人保释出狱。１９３８年８月，莫雄被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任命为南雄县长，他继续以“白皮红心”的形式搞革命，设法释放囚于南雄狱中的红军、群众数百人，其中数十名为中共重要干部；领导组建了后来的东江纵队等等。１９４７年１０月莫雄调任英德县长，１９４８年升任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在此期间，莫雄冒着极大风险，将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无偿送给当地中共游击队，而对国民党的“清剿”命令却拖延不办。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薛岳怀疑莫雄是共产党员，将其列入暗杀名单。莫雄得悉后逃往香港。
1949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局第一书记。临行前，毛泽东对叶剑英说：“还记得广东有个莫雄吗？”叶剑英答：“我记得。”毛泽东说：“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犯过什么错误，都要安排他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广州解放，叶剑英立刻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接回莫雄。１１月，委任他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土改时，当地农民和土改干部不清楚莫雄的历史，要求揪莫雄回英德交群众斗争后就地枪决，华南局有关领导也批准了。在命悬一丝的危险时刻，莫雄缄口不语，只字不提自己对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幸亏有人及时找陶铸反映了实情，莫雄才得保全。１９５１年２月，莫雄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１９５５年３月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１９５６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项与年专程赴广东，接莫雄进京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宴请莫雄和项与年，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莫雄身心遭严重摧残，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落实政策。１９７９年６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２日在广州病逝，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联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