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龙1909年生于湖南湘乡五区瑶台乡。他的父亲是一位穷困的私塾先生。幼时，他生活虽然清贫，但饱读了诗书。在家庭中，对李俊龙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哥哥李卓然。李卓然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到公立学校读书，不怕危险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后来为探索救国之路又与蔡和森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李卓然是他的榜样。李俊龙14岁时就读于长沙岳云中学，经彭平之、李仁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在长沙团支部会议上，他直言批评农民运动搞得过火，受到团组织的批评。不久，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3师，没有向组织报告，从此脱离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他肄业于武昌中山大学。

李俊龙曾认真学习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曾研究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欧美的政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孙中山逝世后，他把目光放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3个人身上，品评谁是孙中山事业真正的继承者。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企图摧毁国民党内反对派、创立蒋家私党当在北伐军事告一段落后，蒋介石为实现个人独裁，先是企图借编遣会议消灭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异己的军事势力，进而与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接连进行混战。而汪精卫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从1929年—1930年，先后发表过《怎样扶植民主势力》、《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怎样做文人》、《二十年民权运动之回顾》、《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内容都是讲“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扶植民主势力”。由于蒋介石政权日益不得人心，因此，李俊龙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把汪精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领袖。

1928年汪精卫出国后，国民党内粤方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等以拥汪为旗帜，在上海搞国民党改组运动。陈公博曾办有《革命评论》，鼓吹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恢复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反对南京的贪污腐化，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鼓吹以“农工小市民”同盟为国民党阶级基础；顾孟余曾办有《前进》，主张拥汪，但不赞成“阶级基础论”，提倡所谓“超阶级论”。两派虽有“理论”之争，但在拥汪名义下统一起来，于1928年春夏间正式形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政治派别，即一般所称的“改组派”，海外和各省市组织中拥有不少党员。年轻的李俊龙凭借书生意气加入改组派。由于他头脑敏锐、知识丰富、笔锋犀利，很快成为骨干，任北平特别市七区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委。

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后，为了在政治上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相对抗，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的桂系请出汪精卫，1930年在北平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当时李俊龙与改组派内中下层骨干反对，认为阎、冯与蒋同是军阀，汪精卫不应作此军事投机；况且，胜不过是以暴易暴，败则不可收拾。但汪精卫、顾孟余等认为：政治是现实的，蒋介石不倒，则一切无从谈起。汪精卫特别赏识李俊龙的才华，北上时特地带上了李俊龙，并委以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秘书（共三个秘书，其他两个秘书，一为阎锡山派提出的马小进，广东人，曾参加过同盟会；一为西山会议派提出的唐昭明，四川人，与谢持接近）。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宣言草稿，决定以汪精卫等7人为扩大会议党务委员，负责领导扩大会议一切工作。扩大会议常委名单及各机构组织人选确定后，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人选亦经商定产生。由于反蒋运动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的迫切需要，阎锡山、汪精卫、谢持3人于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扩大会议派王法勤常委代表监誓。宣誓就职典礼完毕，即招待来宾及中外记者，宣布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样，南面有蒋介石的政府，北面有汪精卫的新政府，就形成南北对峙之局。然而究竟谁胜谁负，一方面决定于前线的军事，另一方面要看东北张学良倒向何方。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拼命争取张学良，而张左右权衡，最后还是倒向了蒋介石。扩大会召开仅10天，东北军就进了关。9月19日扩大会议的人马撤离平津。阎锡山、汪精卫就职开府如此短命，让李俊龙嗟叹不已。

张学良进兵平津，扩大会议被迫撤移太原，一时间在北平通往太原的路上车人拥挤。阎锡山失去平、津、冀地盘，财政税收大减，商业贸易不振，又需供应数10万军队的粮饷，接待各方大小人物，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善后，这个作了20年“土皇帝”的不倒翁，顿时捉襟见肘，伤透了脑筋。李俊龙于21日随扩大会议撤出北平，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住一宿，22日到太原。初时扩大会议人员未到齐，一切活动几乎停顿。晚间唯一的娱乐，就是到山西大戏院听梆子戏。有次，一个丑角讽刺阎老西（阎锡山）引进大批外来人把山西吃穷了，连醋也喝光了，出语幽默，观众鼓掌，而李俊龙感到啼笑皆非。

蒋介石为了要迫使汪、阎、冯下野，天天派飞机轰炸太原，摇动人心。太原的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由于政治前途的暗淡，改组派内部极为动荡。在太原，李俊龙被任命太原约法起草委员会秘书。李俊龙原本不赞成汪精卫北来搞扩大会议，此时又听说，阎锡山选定9月9日就任国府主席，是他认为“九九”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有人讥讽：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扩大会议其不能久乎？大家认为汪精卫和改组派已没有任何政治前途，因此人心惶惶。有些人投奔蒋介石，有些人当了共产党。年轻的李俊龙从这一幕政治剧中得出初步教训，但汪精卫的才学还深深地吸引着他。何去何从，他在彷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东三省，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李俊龙主张坚决抗战，但汪精卫态度暧昧。1931年，蒋介石在广州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李俊龙以扩大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资格出席，后与汪精卫一起退出，到上海大世界开会。1932年，由汪精卫提名，李俊龙任中央组织委员会编审科科长。12月5日，他被汪精卫任命为驻纽约领事馆随习领事，同盛芳去美国。在美国他一面工作，一面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组织了华侨学生抗日救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