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广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他就任宰相之前，有人就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个做宰相的料。这还得从朱元璋与刘基论相说起。

     刘基，字伯温，是朱明王朝重要的谋士，对于朱元璋得天下和坐天下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民间有将刘伯温神话的倾向，认为他的神机妙算可与诸葛亮媲美，故世有“小诸葛”之美誉。当初，李善长以其才智过人、功勋卓著而深得朱元璋信任，被任为首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而随着其权力逐渐膨胀，朱元璋担心自己被架空，有心撤换李善长。在撤换之前，朱元璋曾经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蔡东藩《明史演义》第十八回“下征书高人抗志，泄逆谋奸相伏诛”，有一段较详细的描述。朱元璋有意易相，刘伯温劝其慎重，“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朱元璋撤换李善长决心已下，希望刘伯温能够出任宰相。刘伯温以“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婉言谢绝。朱元璋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以心目中的几个人选一一征求意见。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是“宪有相材，无相器”。俗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宰相，有时气量显得比才能更为重要。杨宪虽有才能但缺乏气度，因而不是合适人选。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既然杨宪不可，气量不如他的汪广洋当然更加不行。对胡惟庸，刘伯温直接摇头说“不可不可”，惟庸得志则“必为民害”，“祸且不浅”。朱元璋是个有主见的皇帝，他虽然诚恳地征求意见，但并不为他人意见所左右，大主意还是自己拿，想用的人选还是一一照用，于是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三人先后为相。后来事态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刘伯温的先见之明。但是，刘伯温以“器量褊浅”评价汪广洋，显然失之公允。

     纵观汪广洋的三次罢相，其直接的原因并非器量小不能容人容事，而是他的容忍超过了应有的度，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恰恰是汪广洋的过度容忍导致了朱元璋对他的不能容忍。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窝窝囊囊、任人宰割的地步。李善长病休之后，朱元璋把汪广洋从陕西调回来担任中书左丞。本来明朝以左为尊，他身为中书左丞，比担任中书右丞的杨宪地位高，显然朱元璋的意思是让他主持政事。但是面对杨宪咄咄逼人的擅权专断，汪广洋小心避让，违心依从。杨宪仍不放过，步步紧逼，唆使他人弹劾汪广洋“奉母无状”。杨宪已经爬到他头上拉屎了，却不见他任何反击的言行，结果灰溜溜地被赶出了中书省，还被改判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去，委实是窝囊至极。后来杨宪被诛，朱元璋将汪广洋从流放途中召回，担任右相。这一回与他搭班子的是胡惟庸。胡惟庸精明强干，善于专权;而汪广洋政治上可靠，资格虽老，却没有野心。朱元璋这样的安排意在用汪广洋牵制胡惟庸，而汪广洋经历了第一次罢相，对官场似乎看得更淡了。他抱定了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你胡惟庸不是要权吗?全拿去好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绝不掺和。汪广洋采取此种“鸵鸟”策略，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当时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势力最大，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其次，而汪广洋无党无派，势单力孤，不具备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实力，只能当缩头乌龟，做逍遥派。汪广洋的表现让朱元璋大失所望：让你如此位高权重是有所倚重，你却如此逍遥自在，碌碌无为，不是标准的尸位素餐吗?于是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第二次罢免了汪广洋的职务，发配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令人奇怪的是，汪广洋越是想逍遥，朱元璋偏不让他逍遥，时隔不久，“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如同今天的纪委书记、监察局长，是监察百官的官。也真不知道朱元璋是怎么想的，竟让一个性情懦弱、与世无争的人担任这一要职。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仅上过惟一一次弹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矛头所向，直指李善长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他说李善长恃宠而骄，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还不肯谢罪。对现任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视而不见，却计较已经因病致仕的前任宰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鸡毛蒜皮、捧不上台面的事，这也许是为了表示一下姿态，表明他这个左御史大夫的存在吧。再次担任右相后，汪广洋更加地心灰意冷，甚至染上了“ 耽酒”的毛病。朱元璋多次对他进行训诫，但丝毫不见起色。正好有人告发胡惟庸投毒陷害刘伯温，朱元璋遂以知情不报的罪名将汪广洋贬往广南。

     汪广洋最终的掉脑袋，也与他的懦弱相关。汪广洋一生谨慎，洁身自好，史书上没有他贪赃枉法的任何记载，民间也没有他徇私作恶的小道传闻，要挑剔他的劣迹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最终他却招致杀头之罪，他的罪行实质就是没有揭发他人的罪行，或者旗帜鲜明地与他人的罪行进行斗争。《明史》的评价是：“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实在是有愧于宰相这个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