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先生的家乡情结

  1912年元月1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结束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已是同盟会成员的郑伯奇先生心情激奋、身背行装、东出潼关、告别西安奔赴南京。先生时年17岁。

   到南京后，因时局变化，又辗转到上海，后东渡日本，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毕业后因革命形势需要往返日本、上海、广州、重庆，在这漂泊的几十年中郑伯奇先生始终没忘了故土西安。

   1932年夏秋之交，夏衍、阿英、郑伯奇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商定成立三人电影小组，秘密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编辑顾问，宣传拍摄进步影片。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期间，郑伯奇参与了五部影片的编剧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己单独以家乡熟悉的生活创作了“到西北去”的剧本 。用以揭露国民党 反动派叫嚷的所谓“建设救国”的真面目。外景地是在西安附近的泾惠渠工地拍摄的。扮演主人公的龚稼晚年回忆说：“到西北去”是外景队摄制的剧情中较有意义的一部戏。也是民国二十一年左右同期出品中抹去都市脂粉气，独创粗犷风格的佳作。这足以说明先生离开西安几十年，可心里总有一结，这个结紧紧系三秦大地。

   1937年十月上海沦陷，迫于形势郑伯奇先生携妻带子离开寓居十年的上海返回西安。算算先生离开西安已整整25年了。

   先生到西安后与八路军办事处的谢华同志一起编辑“救亡”周刊，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刁难，拒不拨款，“救亡”周刊经费多由杨虎城出国时留下资金中支付，有时入不敷出，郑伯奇先生捐资相助。约稿、编辑集先生一身。社论、短评出先生一手，工作繁忙经常彻夜不眠。

   此时上海革命文化人士多去四川，郑伯奇先生积极与他们联系。193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摧残抗日文化，“救亡”周刊被迫停刊。

   冬，陕西省政府改组，蒋介石派其亲信任陕西省主席，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形势恶劣，郑伯奇先生即携家入川。

   郑伯奇先生的到来，受到在四川的革命文化人士的欢迎，郑先生也在39年1月25日的茶会上报告了西安文艺界的近况，至此又和老朋友一起并肩战斗了。

   1943年冬，郑先生因家父病重返陕。临行前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安排好家事速回重庆。然而，郑伯奇先生回陕后，即被特务严密监视无法返蜀。

   西安解放后，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55岁的郑伯奇先生赴渭南参加土改，其间写出揭露反动“一贯道”的大型秦腔剧“血训图”。52年配合三反、五反写出秦腔剧“史惠贞劝夫”.60年前后，郑先生准备写李自成，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并准备以66岁高龄下陕北走访、体验生活，后知有人已在写，只好搁笔。

   不难看出，郑伯奇先生不管在外几十年或回到陕西，他的作品都和家乡分不开。

   文化大革命十年对郑伯奇先生身心的摧残终使先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记得先生在病榻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回家"。先生仙逝最后和夫人朱文敏合葬于依山傍水的金鱼沟。先生终于欣慰的躺在故土温暖的怀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