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对帝国主义奔走呼号
　　天津早期的女革命家刘清扬，1894年生于天津一个回族家庭。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中国人民惨遭外人屠杀的情景，曾给年仅七岁的刘清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5年，刘清扬进入严范孙创办的平民女子小学读书，受到爱国思想的教育，激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情。从1906年到1910年的几年中，她曾参加天津各界人士发起的三次国民捐款和国民救国储金运动。这时，她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受滦州起义负责人、地理教员白雅雨的影响，并经同班同学崔昭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为帮助白雅雨筹措起义经费，刘清扬曾劝说她的大哥刘孟扬（时任天津《大公报》主任编辑，后又创办《民兴报》），要求他从冬季募捐和救济贫民的赈济费中抽出一部分，协助白雅雨到滦州发动起义。不久，武昌起义继起，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的爱国志土仍然在黑暗中摸索。青年知识分子刘清扬在寻找前进的道路，寻找救国救民反帝爱国的道理和办法时，曾读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略取》、《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等小册子，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接触过俄国派来的地下工作者鲍迪威和哈德洛夫等人。但真正引导刘清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创办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她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使她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增长，并且肯定了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
　　当刘清扬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适值从北京掀起的“五四”风暴席卷了天津城。她立即投身到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刘清扬是“五四”时期特别活跃、具有组织才干、鼓动才能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女界代表人物。她是1919年5月25日成立的天津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她是全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觉悟社的第一批成员，十个女社员之一；她作为女界代表参加了天津市各界联合会，为该会的常务理事；她还作为天津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被推举为调查科理事。她无论在何种会议上发表意见，或者在反帝爱国的实际活动中，都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她曾数次自告奋勇同各界代表赴北京参加请愿活动。1919年6月26日，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反对《巴黎和约》签字赴京请愿代表名单中没有妇女代表，刘清扬当即提议增派女代表，会议遂决定追派刘清扬、张若茗为女代表。8月23日，刘清扬、郭隆真等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赴京，与北京、山东代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惩办枪杀爱国群众领袖的山东省长马良。结果全体请愿代表25人都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刘清扬、郭隆真等被捕后，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被捕的四位女代表中，刘清扬、郭隆真是回族，当时北京警察厅长常朗斋也是回族。为软化她们，常叫厅长厨师单给刘、郭做饭菜。警方为分化请愿代表，又通知刘清扬可以取保释放，被刘清扬拒绝，并表示愿与全体被捕代表共患难、同生死，坚持斗争到底。
　　刘清扬自从投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就下决心献身祖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她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副会长李毅韬相约，要李专心致力于主持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务，她去冲锋陷阵，因李毅韬是独生女，而她自己还有三个哥哥，死不足惜。
　　刘清扬反帝爱国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她组织女界游行，进行反帝爱国的讲演；她积极进行提倡国货的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1919年7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开会研究万德成棉纱庄大批存购日货事件，刘清扬在会上提出抵制日货积极办法十四条，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刘提出的办法详妥，同意交调查科采择。7月20日，刘清扬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为万德成棉纱庄交存货清单召开的临时会议。7月24日，她参加了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货委办会，研究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刘清扬还利用自己是回族这一条件，积极宣传，组织发动回族民众参加反帝爱国斗争。8月8日，刘清扬、郭隆真发动组织了200余回族人在天津清真寺聚会，她们在会上发表讲演，揭露亲日派、山东省长马良（回族）残暴镇压和惨杀济南回族民众的情况，与会者义愤填膺，当即摘掉马良为清真寺写的字匾。
　　刘清扬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活动，得到群众的信任，大家公推她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于9月25日与马骏等同赴上海推动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上海报界、上海公学、上海回教界等各界热烈欢迎天津代表。9月26日，上海全国报界联合会开会欢迎天津代表，刘清扬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爱国演说，谓：“五四运动以后，罢学、罢市、罢工，虽然未得圆满之结果，然亦有略效。上海罢市至一星期之久，各地相继而起，皆报界鼓吹所致，不胜钦佩。……初步请愿毫无结果，己令我人得绝大之教训，及有向全国同胞请愿之一法。后遂由同志分向四路出发，希望各省各界联合会风起云涌，为人民根本救民、救国之准备。”刘清扬历述在京请愿情形及军警虐待之惨状后说：“北洋政府对代表种种凌辱，直视同罪犯。……当鄙人与马先生被捕后，本拟牺牲性命为全国倡，后竟受朦胧释出，实觉惭愧。……惟经此次请愿，吾等已有绝大之觉悟，即政府已决心与人民宣战，纵容马良在山东残杀良民，对请愿代表任意蹂躏；对山东如此，时各省亦然；对代表如此，对全国亦然。吾民不可不速筹对付之策，以图自救。至此来目的，（一）为请各界为请愿团之后盾；（二）希望各界联合会从速成立为真正民（意）之表示；（三）打破南北分赃之和平会议。”旅沪回教徒也集会欢迎刘清扬、马骏。他们在上海活动一月余，促使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在11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参加者有六七百人，刘清扬担任大会主席，强调指出：“吾国人感民生凋敝，国局险危，凡吾人类，唯一之天职，应群起自救救国，以谋共同之福利。所以今组全国各界联合会，乃国民救国之起点，亦自救之急务。”刘清扬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时期她与马骏在“上海、南京等地宣传天津被压迫的惨剧，呼吁并动员全国各地继续奋斗。1920年2月全国学联决议派我到南洋去宣传国内青年爱国运动的斗争，直到巴黎和会中国的代表最后拒绝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天津全体被捕代表得到释放出狱，我才从海外回国。”

热情传播马列主义
　　刘清扬从南洋回国时，正值一部分觉悟社成员准备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李景福等197人乘法轮离开上海去法国。同年11月张申府被聘请到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书，11月24日，张申府、刘清扬与蔡元培等同乘法轮离开上海赴法。年底至法后，因学校未正式开学，刘清扬与张申府住在巴黎。1921年二、三月间，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清扬是中国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在入党问题上开始时曾有过犹豫。据张申府回忆说：“早在1920年9月初，全国学联派到南洋各地募捐的代表刘清扬、张国焘返回北京。我们（李大钊与张申府）先约刘清扬到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谈话，要介绍她参加共产党，她不入。”说明当时她对加入党组织的意义还认识不够。但不久，1921年2月她在法国入了党，并和张申府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周恩来曾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在此以后，在国内加入党的赵世炎、陈公培又经陈独秀介绍与张申府接上了关系。于是在1921年春，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开展活动。九月为反抗中法反动当局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在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领导下，发起“争回里大”的斗争，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部分宿舍。结果，法国当局串通中国领事馆，将蔡和森、陈毅等一百零四人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3月初，刘清扬随同周恩来、张申府等迁往德国，并与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等组成旅德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留德同志每星期六晚上举行座谈会一次，开会地点经常在张申府住处，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熊雄、熊锐等。刘清扬、张申府还参加了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3年11月，张申府与刘清扬坐火车经莫斯科回国。
　　1923年底刘清扬回到天津，立即与在津的原觉悟社成员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研究并倡议创办《妇女日报》。在当时任天津进步报纸《新民意报》经理刘铁庵（刘清扬的三哥）的支持下，于1924年1月1日，全国第一份主要由妇女主办的《妇女日报》在天津正式出版了。刘清扬担任《妇女日报》的总经理，邓颖超、李峙山等都是该报的编辑。这份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主要领导人的四开小报，成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刘清扬带头写文章，发表演说，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
　　刘清扬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提倡务实精神，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她在《答沈克思君》一文中说：“我在欧洲三年所受最大教训在于：做事必须脚踏实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是一个切实主义者。但能抱定前进的宗旨，当下可作的事，就是对的事，徒徒叹几声，根本改造，究竟与实际何补？……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与欧洲大大不同的，解决现在中国问题，必须是与中国现状的特别方面，若只知道抄袭成方，岂不大大犯了幼稚病？”又说：“马克思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只是一种器具，这也是不可不知道的。列宁，谁也不能不说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现在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又有了列宁主义，这是为什么？其故亦堪一思。”她还强调指出：“如罗素所说：‘不拘什么宗教，我都是不信的。我愿意一切宗教都死绝，’……绝对反对一切宗教，绝对不与任何教门妥协。如果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我便反对马克思主义。我虽生来是个回教徒，我固是敢于认真理的。”
　　刘清扬于1924年1月15日在《妇女日报》发表《纪念卢森堡》一文，介绍了卢森堡的革命经历和在理论上的贡献，特别突出地介绍了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的学说。她在文章中强调指出：早在1913年卢森堡就已经指出，“帝国主义假借兵力，向各地逞强霸占，以扩展资本主义制度，必引起各地民族的反感，这也是可以促资本主义制度死命的。”并指出：“今日在中国，……吾以为卢森堡的学说实在是最可以采用的，”对“这样勇往无前，学理湛深的人物，我们如何能不以之为师，念念不忘！”
　　1924年1月下旬，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我国后，1月25日《妇女日报》即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为题发表了列宁逝世的消息，并连日登载“全俄人民哀悼列宁”、“苏联为列宁举行国葬”等消息，并系统介绍列宁的生平及其伟大学说。1月25日、26两日连载了《列宁略史》，较详细地介绍了列宁一生的主要活动与著述，还发表了邓颖超的《悼列宁》一文，文中热情赞颂列宁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那里与压迫人类的恶魔――资本主义――奋斗”、“确为人类创了一个新生命，开了一个新领域！”并表示坚信列宁的精神和伟大事业是“永垂不朽”的，要“急加努力”，作列宁的“后继者”。1月28日至30日连载谌小岑文章《群众觉悟与运动――一列宁的成功给我的感想》，指出列宁的成功，系立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欲求运动的成功，自当努力促起群众觉悟为第一步”包括《妇女日报》社在内的天津14团体发起召开追悼列宁大会的情况，《妇女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大会主席、当时天津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于永滋在开会词中赞颂列宁“是苏维埃俄国创造者，他主张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及被压迫者，向国际帝国主义侵略者攻击，谋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所以他的死，可谓全人类的大损失。”刘清扬也以《列宁的精神》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伟大列宁及其学说的讲演，她的讲演词连载在《妇女日报》3月24日、25两日的第一版上。她称赞“列宁是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是各地被压迫民众的好友”，赞扬列宁的学说是“利器”、“列宁对于我们女子也是有特别意义的”，表示要“继承列宁之遗志”，“把国民运动与共产运动联合在一起”，“促资本主义末期的帝国主义的死命”《妇女日报》还全文刊登了追悼会上散发的题为《请速恢复中俄邦交》的传单，传单最后响亮地提出：“迅速恢复中俄邦交，迅速承认苏俄政府”的口号。
　　在1924年上半年这一段时期里，《妇女日报》还经常报道第三国际、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3月9日发表了《第二国际五周年纪念》，3月12日发表了《第三国际五周年宣言》，4月2日报道了第三国际将召开第五次世界大会，“将考察世界无产阶级势力”的消息。4月5日介绍了苏联共产党人的八项信条，号召有志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者“起而效法”。5月5日第一版还发表了《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六岁生日》的纪念文章，介绍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另外，《妇女日报》在“中外要闻”一栏中还多次报道意、美、英、中等国政府在本国人民的要求下，相继承认苏俄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仅1924年上半年，《妇女日报》就刊登了宣传马列主义及有关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重要言论和消息近50篇。
　　在这些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中，刘清扬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如邓颖超在以后回忆时所说：“我们在二十年代的斗争生活中，虽然马列的书读得不多，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什么，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终身。”

不遗余力地谋取妇女解放
　　刘清扬是中国早期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妇运先驱人物。她在谋求妇女解放问题上，有理论，有行动。为着妇女的彻底解放，她冲破重重阻碍，大造舆论，并身体力行。从欧洲回国后，她迅速促成中国第一张为妇女呐喊、为妇女解放大造舆论的《妇女日报》的出刊，这件事本身就是妇女运动史上开创性的一件大事。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专为《妇女日报》出刊撰写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文中称该报“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并说“我很希望妇女日报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
　　刘清扬及其所主持的《妇女日报》旗帜鲜明地着重宣传妇女彻底解放必须根本解决社会制度的道理。该报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的文章，明确指出妇女受压迫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坚决主张把妇女解放运动与推翻旧制度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刘清扬亲自撰写多篇文章，深入浅出地宣传这方面的道理。她在3月2日发表的《有志开发女子职业的诸姊妹速起！》一文中，强调指出：“女子解放问题，要求得完全美满的彻底解放，乃是根基于全社会的组织。所以现社会制度一日不推翻，女子问题便一日不能得到完全美满的解决。”她还以苏联为例，说明在苏俄，因“旧经济制度推翻，男女关系也随而改变了。你看俄国革命以后，对于妇女的待遇，婚姻制度的变迁，儿童的保育，性教育的实施，足给吾们妇女问题、男女问题的一个好榜样。”她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妇女日报》还发表了署名一峰的文章，指出：只有“提倡打破私有制――才是治本的良方”。
　　《妇女日报》在大力宣传妇女彻底解放道路的同时，还坚决主张要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开展切实工作。刘清扬在创刊号第二版就发表文章强调：我们“要有根本久远的主张，但也不可忘了目前切实之计。”她在另一文中还着重指出：“在现社会制度尚未推翻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坐以待时，不求救急之计，我们应当尽我们力之可能，得尺进尺，得寸进寸。”
　　刘清扬及其所主持的《妇女日报》注重宣传妇女勤劳，认为女子谋取职业求得经济独立乃妇女解放的前提。刘清扬在国货售品所的一次迎新会上发表演说，强调自己“归国后第一步进行，就要开发女子职业。这虽是我在欧洲抱定的主张，而恰巧又是贵号所正要创作的事业。……我深幸天津已开创了一个货贞女子工商业所，而更幸我们天津又将实现了男女合作的事业。”她还说：“我所以持这种主张，第一原因便在看到女子解放问题，不能不求根本解决，女子职业对于解决女子解放问题有莫大的助力。”在另一文中刘清扬指出：“女子想要恢复人权，达到人的地位，徒嚷自然无益，向人要求也只能算是下策。我以为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我们女子自己急起――敢作，敢为！”她强调说：“经济独立为谋女子解放的前提。但女子要想经济独立，除开发职业外，别无他计。故有志做人的女子，自应急起，以谋职业上的地位。”
　　刘清扬及其所主持的《妇女日报》也很重视妇女教育问题。1924年3月17日《妇女日报》在特载栏内披露了保定女师学生要求改革旧教育体制遭到校长燕士奇镇压，造成流血惨剧的消息。接着刘清扬专就此问题撰写文章，对旧的女子教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并且明确提出了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刘清扬尖锐地指出：“我国女子教育创兴已二十年，直至今日，仍然还在萌芽时期。……我们女子之所以不如男子，二十年前，则不能不归罪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的束缚压迫，二十年后，则负女子教育之责者，又不能不任其咎！二十年来，负女子教育之责者，终未给我们解去孔二先生的牢笼。‘三从四德’、‘良母贤妻’，乃是他们为男子

造就文明奴隶的唯一标的！这样，我们还希望女子有高尚人才，还希望女子在社会上扬眉吐气作一个‘人’，恢复我们的人权，站在我们‘人’的地位，而尽人的天职，真是梦想而已！”她称二十年来负教育之责的男子多是“抱面包主义鬼混于教育界中的学究”，说：“这些人中之坏者，对于女子教育摧残蹂躏之且不暇，又何能有提拔女子的心理；至于所谓好的，也不过对女子略表同情，其待遇稍为宽和一些，不肯太施以苛刻非理的压力而已。”她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说：“在此教育萌芽与女权运动之时，实不能不以女子掌女子教育为合宜。”最后她提出：“我甚望我国女子教育之振兴！我最望我直隶第二女师诸姊妹的奋斗得胜利！我尤望我全国被压迫于黑暗教育之下的诸姊妹们，速速觉醒！起！起！起！发奋努力！！”
　　为打碎封建礼教加在妇女头上的沉重枷锁，刘清扬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深刻揭露了旧礼教中的“节操”信条对妇女的摧残。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提出“‘片面贞操’乃是非人道的压制人性的剥夺人自由权的一种恶风尚！”“是一种毫无公理，而在旧礼教中最当破除的信条。”她批判了那些“提倡守节，束缚女子自由权的道德先生们”所造的“无知的谣言”。她分析了一些妇女坚持“守节”虽非出自甘心情愿，而也不得不隐忍就范的原因，断言“中国历来守节的妇女，多半都是受欺人的礼教、无知的谣言所愚弄”。她愤慨地强调：这种“不公平、不自然、无人道的旧礼教中之节操信条”，“再无存留余地”。她号召：“可怜的节妇们啊！你们应当速速觉醒！急起打破这恶劣的风习，逃出你们的地狱！凡我同志，必为你们强有力的后盾。”“先觉的同志呵！大家起来努力打破这种摧残女性的片面①见刘清扬：《对于保定女师风潮的感想》，载《妇女日报》1924年3月21日。贞操吧！”这篇文章在《妇女日报》第一版上连载三天，抨击旧的封建礼教，不遗余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刘清扬还十分关心帮助妇女解决切身的痛苦。当一署名秀华的人，投书《妇女日报》向清扬等请教如何帮助她在保定二女师的一个同学，摆脱家庭强加的包办婚约时，清扬等热情回信，要她们第一步“延迟结婚日期”，到女子师范毕业以后，“再向家庭提出否认这个婚约，”在自己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以后，“无妨就脱离家庭，到远处谋生。”并指出：“这是与恶势力奋斗的一个唯一方法。”
　　刘清扬还在当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限制人口，提倡优生”的问题，为此她在《妇女日报》上著文说：“救治中国，根本的办法，当然不外从老民族里造出一个新民族来。换言之，就是须改良人种。今日科学，虽还幼稚的很，但如有一好而能的政府，改良人种，并非不可能的事。今日的中国，自说不上这个，不过就是一层，我以为可以从目前小处作了去的。不能洁流，莫如清源。因此我主张限制生育是应与整理家庭并行的事。与其多生而不能养，不能教，不如生的少、养的好。能如此，体格知识两方面必都可以有长进。”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言论。
　　刘清扬不仅大力鼓吹妇女解放，而且为推动全国妇女运动奔走大江南北，不遗余力。一九二四年四月中旬，刘清扬奉当时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委派南下上海、广州、进行联络、宣传，以推动全国妇运的发展。5月12日，刘清扬从广州给《妇女日报》写报告说：“我离津南来的任务，……即联络南方各地妇女团体，或精神的团结，或事业的携手，然后，促全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她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到广州接洽的情形，“到此后，便赴茶会之约，或去学校与集会讲演，并参加五一、五二、五四、五七的种种纪念日，……大意报告我京津沪三地妇女运动进行的状况，且希望在自由、光明环境中的广东妇女界诸同志，努力创造并训练人才，以与我省各困难之地以莫大之助力。”她在详尽地介绍了广东妇女运动的状况后，认为“京津沪粤四地妇女运动的实况比较起来，则成绩卓著，人才较多，行动较便，而筹款较易者，惟属广州。”
　　刘清扬在报告中，还谈了她南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应向警予之邀。她说：“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向警予君。……是妇女运动中很热心的中坚份子，……伊的主张是：想把全国妇女运动中心固定于上海……于此主张附带的第一条件，乃是要我到沪主持进行；第二，是要《妇女日报》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机关报，并也可迁到上海。”但因多种原因，特别是考虑到夫津妇运骨干迁往上海，天津的工作将蒙损失，因而一时未能决定。这些打算，虽未成为事实，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刘清扬在当时全国妇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一个时期，刘清扬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安排下，主要在华北地区从事革命工作。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刘清扬与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彭述之等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听取了加里宁所作的关于纪念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主题报告，曼伊尔斯基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并参加了讨论，直接受到了列宁主义的熏陶。这也是刘清扬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大革命失败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刘清扬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她在1928年至1931年间，仍致力于妇女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北平妇女救国会和北平各界救亡会的工作，竭力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在武汉、重庆任战地儿童保育会理事、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务理事。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女干部学校校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动乱中她受到严重的迫害。1978年7月19日刘清扬病逝，终年84岁。
刘清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堪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爱国运动的志士。1978年8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妇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纪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奋斗了一生的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