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在骊山微电子公司“出名”，是在“文革”当中的l970年。罗健夫接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研

　　制图形发生器，并担任这一课题组的组长。任务是紧迫的，然而环境却是乱哄哄的。罗健夫不由紧锁眉头，他反复思忖着：这是个填补国内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可是眼下困难很多。第一，自己过去是学核物理的，搞电子设备不在行;第二，图形发生器是国外“禁运”产品，技术被严密封锁，国内无图纸，无资料，无样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第三，动乱的年代，正常的科研秩序被打乱，工作常常受到干扰。

　　越怕干扰就越来干扰。就在研制小组开始工作不久，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突然决定：抽走组里搞计算机的技术员去干别的。罗健夫急了：“一铆钉一楔的活儿，没人搞计算机，还研制什么发生器?简直是釜底抽薪!”他找革委会主任申辩情由。不料，这竟成了“臭老九翘尾巴”的“罪状”。随后“打倒独立王国国王罗健夫”的大字报、漫画糊满了院墙。连续一两个月，他被大会点名、中会批评、小会勒令检查。从此，“独立王国国王”的名声，在全公司无人不晓。眼见这拆台、挨整的冤屈，罗健夫苦闷，想不通，同志们也觉得心都凉了，大家一致预感到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要告吹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罗健夫在会上真的做检查了。“好，我检查”大家都以为罗健夫先做“检讨”，然后就摞挑子。谁也没有想到，“检讨”时，他抛开“独立王国”的是非曲直不谈，真心实意地检查说：“我们研制图形发生器，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国家急需，党的事业急需!作为一个党员，我为什么不替党着急?调走了一个人没有人搞计算机了，我为什么没有承担起双份工作的勇气，自己顶上去?”

　　一场风波平息了，研制组的工作恢复了正常。但是，前进道路上仍然荆棘丛生。罗健夫要承担图形发生器电子电路的设计，要顶替别人搞计算机，作为课题组长还要懂一些机械制造、半导体应用等专业知识。罗健夫掂出了肩上担子的份量，出路只有一条：改变生活习惯，挤出足够时间。罗健夫果真这样忘我地拼搏了!出成果了!大家欢悦，也自然想起罗健夫付出的宝贵心血。然而，罗健夫在成果面前想什么?“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这就是他的座右铭。通到这种情况，罗健夫总是告诉人们，这一部分是某同志设计的，那一部分是某同志搞成的，从不提自己。

　　在呈报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要写自己的名字。3000元奖金，他自己应得的那份儿一分不要，全部上缴组织。中国电子学会设备组邀请骊山公司一位有学识的同志参加学术指导活动，领导决定让他参加，他婉言谢绝，把这份荣誉让给了别人。这期间，一位同志到外单位搞协作，忘记了一个设计公式，写信向罗健夫请教，罗健夫不只告诉几个公式，而且把自己呕尽心血，积累多年的全部技术资料统统寄去。想起社会上存在的技术私有，相互封锁的不良现象，那位同志捧着厚厚的资料，嘴角颤抖，半天才说出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