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怀仁堂群贤济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商新中国成立的大事。会间，毛主席扭转乾坤的大手伸向一位与会老者，并且以似曾相识的亲切口气说：“你是湖北的李先生。”老人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位李先生就是知名爱国人士、中国无线电事业首创人李范一。

应城神童 辛亥勇士

 1891年，李范一出生于应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李默庵，在县衙的钱粮柜上抄写钱粮册子；母亲刘氏，出生于书香世家，知书识理。李范一在父母的熏陶下，自幼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幼时读书过目成诵，被县人誉为“神童”。然而很不幸，他9岁那年，父母病故，遗下他和一弟一妹。叔祖父收养了他弟妹三人，但也只能供他们吃喝，无力供他们读书。李范一视读书为命，遂求舅父资助。舅父见其聪明过人，落落有志，便慷慨相助。13岁时，他参加了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了秀才，是清末最年轻的秀才之一。

不久，李范一以秀才资格进入开办在武昌的两湖书院。读书期间，深受民主革命影响，极力主张推翻满清，并剪掉辫子以示反清。1911年武昌首义革命爆发，李范一即和两湖书院同学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并被编为学生军，保护武昌官钱局。在战斗中，他有智有勇，深得黄兴赏识。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兴拟留李范一在中华民国临时陆军部任职。但李范一请求出国深造，当即获公费留美，成为应城早期的留学生之一。在美国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先学经济，后改学无线电。学习期间，因反对袁世凯政府和揭发主管留学公费的官吏贪污而被取消公费。这样，他在美国半工半读，直到1917年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无线电器制造厂任技师。

一日，李范一在纽约偶遇李基鸿，他们既是同乡，又同为辛亥革命志士。李基鸿告知他国内即将开始北伐，他立刻离美回祖国。

回国后投身北伐 开创中国无线电

1924年，李范一回国后，先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后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主管军事通讯和军事运输事宜。

他担任交通处长后，首先采用短波无线电台，组织通讯队，随军工作。1927年5月10日，他被国民政府交通部任命为接收委员，接管南洋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伐军到南京后，他迅速接管城内北极阁长波电台，又在国民政府西花园另行成立一个功率200W的短波电台。北伐军到了上海，他又建立上海短波无线电台。这些电台均与广州、九江等地互相联络。此外，他还积极研制无线电通讯器材，努力培养无线电通讯人员，在上海交通大学西操场设立无线电制造厂，在两个月内，制造了15瓦、50瓦、100瓦的军用发报机，开发生产了“CHIGORA”收音机，兴办了一所无线电工程师养成所和服务人员训练所。

1927年8月，军阀孙传芳纠集部队约20万人，由蚌埠、宿县一带南下，企图夺回南京。孙部渡过长江，到达南京附近的龙潭，即将电话、电报线全部切断，使南京对外消息不通，以便悄悄向市区挺进。及至南京发觉，已是急如燃眉，猝不及防，城内驻军又很单薄，情势十分危急！幸喜北极阁长波电台与长江海军兵舰呼通；西花园短波电台又和附近部队电台取得联络，把紧急作战的电报统统发出，调来援军。在水陆炮火攻击下，孙部无路可退，被歼灭殆尽。经过7天的战争，南京转危为安，这就是著名的“龙潭之战”。电讯联络使龙潭战役大获全胜，引起了国民党军中将领何应钦等人的重视，要求李范一大办电台以应军用。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军用电台陆续增加，徐州、汉口、长沙、南昌、宜昌、郑州等地都有交通处的军用电台。

军用电台越多开支越大，随之经费出现困难。李范一及时向何应钦汇报情况，建议无线电不只限军用，利用现有人力、物力对外开放兼营民用商报，以增加收入、缓解经费紧张，并让人民有机会受益无线电报。建议得到何的同意，并经军委会批准执行。1927年12月，李范一命令各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营业广告，做好营业准备。经过一番努力，不久便正式营业。军用电台变为半商业性的民用电台，成为一件新鲜事。过去拍发有线电报的人们纷纷改用无线电了，老牌的电报局竟被后来的无线电台取而代之……李范一开启了民用无线电的先河。

1929年，李范一把上海交通大学内的无线电制造厂迁到南京，制造各式电机，增加手摇发电和干电式的小型发电机，便于部队在频繁转移时使用。还亲手创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大队，并分别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地，招考旧制中学毕业生和有数理化基础的青年。共录取学生500余名，1928年春开学。由于学生的基础好，教学认真，出了不少人才。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事业创始人王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20世纪90年代，曾在该校任教的吴勋如，在撰著的《中国无线电通信事业史话》（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三卷）一文中，盛赞李范一开创中国无线电事业的业绩“将永远光辉灿烂，光照人间，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愤然辞职回故里 创办汤池实验区

军用电台民用后，有线电讯生意迅速下降。这引起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不满。王是何应钦的妻兄，仗势大吵大闹，说李范一抢了有线电讯的生意，并上下活动。最后李范一被借故调离军事委员会。

1929年夏，李范一到安徽省任建设厅长。到任后除旧布新，致力于大、中城市的市政建设，成绩卓著。

1930年，李范一调任交通部电政司长。一天，交通部长陈铭枢派他到上海与外商马可尼公司签订购买电机设备合同。李范一发现货劣价昂，问随员，始知交通部要员从中作弊，大饱私囊。他拒不签字，当即返回南京，发表声明，揭穿内幕，并愤然辞职。

1931年，陕西省政府改组，蒋介石派李范一去陕西任教育厅长。李范一认为自己学的是工程建设，不会搞教育，不从，蒋一再施压，只得就任。到职不久，发现陕西许多地方种植鸦片，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在一次省府会议上，他慷慨陈词：“百姓食不饱肚，衣不遮体，为何不种植粮食和棉花而种毒品鸦片？”主张禁烟种粮。省府某些人认为李范一欲断他们的财路，寻机报复。李范一禁烟不成，反而名誉受到诽谤，工作受到干扰，愤然离职返宁。

1933年初，蒋介石以“家乡不去效劳说不过去”为由，派李范一回湖北担任建设厅长。到任后，李范一重视交通设施和农田水利，修路、造桥、筑小坝、做码头，并设法对建设厅所属企业工人按月发薪。1935年，李范一出任湖北省建设委员会主任，计划建设东湖。当时，日本商人仗势要低价购买湖北的铁矿石、锑矿石和磷矿石。湖北省主席张群有意出卖。李范一看到日军占领东北，进攻上海，侵华野心日益暴露，便坚决拒绝卖矿石给日商，得罪了张群。同年，他见鄂西公路不通，影响商品进出，力主修筑巴（东）恩（施）公路。而张群认为巴恩公路无关紧要，既不肯出钱，也不许建设厅筹钱修路。李范一很生气，说：“只做官，不做事；自己不干也不让别人干！” 他慨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贪污成风。这个政府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毅然脱离国民党政府，携家回乡，择居汤池。

李范一回应城后，虽无心干政，但有心救国，他决定在汤池创建农村改进实验区，走实业救国之路。他派刚从南京金陵大学农业专科毕业的许子威，开办了一个实验农场，将汤池周围近两百亩的荒芜土地，改造成为高产农田、果园、林场和养殖场，培养种猪、种牛和农作物良种，为附近农民提供良种苗木和良种畜禽。同时创办 “应城县汤池碾米、榨油、织布生产供销合作社”，开办商店、卫生所和学校，免费为当地农民治病，免费收农民子女上学。他还在地处荆、宜要道上的皂市镇开办碾米、榨油厂，并经营铸造修理和杂货店，日产万斤大米、5000斤食油，产品近销附近各县，远销武汉、襄樊、河南。之后，又开办一个织布厂，安装十几台新式铁木织机，生产各色棉布。每当青黄不接之际，合作社还向当地发放无息贷款，使农民避免了地主盘剥之苦。受到当地农民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拥护和支持，为日后与共产党合作办训练班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坚持鄂中抗日战争  全力襄助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也就是1937年12月上旬的一天，著名爱国人士、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电邀李范一去武汉，密商合作抗日大计。在石瑛家里，董必武、石瑛、李范一三人志同道合，商议决定在汤池创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作准备。李范一担任训练班主任。陶铸担任汤池训练班顾问。

李范一从武昌回到汤池，立即安排房子，筹措经费，布置安排食宿、上课等各项事宜。12月中旬，第一批学员60多人由陶铸同志率领来到汤池。20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开学。从此，在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上，小小汤池成了鄂中革命的摇篮。训练班连续办了三期，加上一期临时学校，前后有600多名热血青年，在这里受到革命熏陶，陆续奔赴抗日的战场。李范一也从此与共产党人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挚友。

在开办训练班期间，李范一与陶铸合作共事，亲密无间，忠实执行党的指示，倾其全部人力、财力、物力，献身抗日。他的行动引起国民党上层的不安，国民党曾派特务头子徐恩曾视察汤池，向李范一施加压力，还暗中派大小特务监视李范一的行动，企图破坏训练班，都被李范一巧妙应付过去。陶铸总说：如果没有范一先生的精诚合作，汤池训练班难以办成。

1938年春，李范一与陶铸商量后，从汤池实验区开办的碾米厂取出3600块现洋，托人到香港买枪支。武汉沦陷前夕，枪终于买回，一共24支德国造驳壳枪。当时，陶铸已被王明调离汤池，应城也即将沦陷。汉宜公路被武汉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所阻塞，十分混乱。李范一一面把农场、米厂的物资向湖区转移，以备打游击用，一面找训练班学员成立游击队。由于局势混乱，通讯不便，一个学员也未找到。李范一只得把米厂、织布厂和农场、林场职工以及一部分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汤池抗日游击大队，以鲁尔英为大队长。这支队伍后来编入新四军第五师。

日寇占领武汉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应城岌岌可危。李先念与陶铸积极作好上大洪山打游击的准备，还组建了一个战地卫生队，为游击队培养医务人员，后来发展成新四军野战医院。1938年8月下旬，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京山县城，炸死2000多人、炸伤3000多人，炸毁很多民房。国民党京山县政府只顾逃命，丢下伤员、难民不管。李范一与陶铸立即筹措资金，购买药品、布匹、粮食、油、盐和炊具，组织医疗人员，并亲自带队，奔赴京山慰问。京山人民非常感激。此次慰问，为京山后来成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应城沦陷后，李范一西走宜昌，积极支持当地进步人士雷鸣泽筹建松（滋）枝（江）宜（都）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除了为其疏通上层关系，支援财力以外，还派去一部分汤池训练班学员充任骨干。雷鸣泽决心以汤池实验区作样板，办好动委会，支援前线抗战。1938年冬，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五战区在随县长岗店设立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石毓灵任主任，李范一任副主任兼政治指导部主任。李范一聘请陶铸任顾问，并派共产党员许子威、雍文涛、黄心学等人负责实际工作，又推荐孙耀华任应城县长兼应抗游击队司令，还派一批进步青年去沦陷区当县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李范一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欲取得抗日胜利就要向共产党学习，团结抗日，艰苦奋斗。”石毓灵据此向李宗仁、蒋介石告状，说：“李范一是真正的共产党，危险人物。鄂中已被他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又蔓延到了鄂北。”李宗仁找李范一说：“重庆来电，说鄂中、鄂北都是共产党的，我也弄得混不下去了。”1939年5月，政治指导部被撤销，李范一也含愤离开长岗店。

李范一离开长岗后，仍然不忘抗日大业，在谷城、襄樊等地慰问抗日军民，兴办战地实业，掩护共产党员的干部。他到襄樊后，游击队派郑绍文购买军火枪支。郑绍文来求范一帮忙。范一笑着说：“为党出力，责无旁贷。”随即出面找川军陈立师长，终于买到一批枪支弹药。政治指导部被撤销不久，陶铸等三名共产党员被石毓灵扣留。李范一得知后，积极参加营救。他疏通第五战区司令部，要司令部通知石毓灵放人。不久，陶铸等3人获释。

李范一种种活动引起湖北省主席兼六战区司令官陈诚的不安和不满。陈要李范一回当时省府所在地恩施。李范一考虑到鄂北是陈统治的地盘，无法回避，回到了恩施。但从此，被特务盯梢、监视，失去了自由。后来，石瑛先生和李四光先生主持湖北临时参议会，聘李范一为参议员，李范一接受了聘请。

置生度外为党办事  满腔热情为党分忧

日本投降后，湖北省政府迁回武汉，逼李范一回到武汉。由于特务监视严密，李范一只得回到武汉。他置生死度外为共产党办事，在市郊办了一个牛奶厂，在宜昌、松滋办煤矿，隐蔽大批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为解放区送医、送药，援助大量资金。他还利用合法身份，向救济总署要物资，送到解放区，引荐进步青年投奔解放区，尽力收容和安置新四军五师突围人员。

1949年解放前夕，为保护电厂、水厂等市政设施，白崇禧队伍一撤走，李范一立即组织人员保护电厂、水厂，组织纱厂工人护厂，维护街道秩序和治安，迎接解放。不久，陶铸到了武汉，故友重逢，欣喜若狂。解放军进城后，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请李范一任高级参议兼第一纱厂总经理。李范一很高兴地接受了，说：“这可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官!”他积极献计，亲自组织工人恢复生产，为武汉社会秩序的迅速安定和国民生产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1949年9月，李范一应邀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事宜的讨论、协商和决定。会议期间，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笑着说：“你是湖北的李先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李范一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并被选为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为发展我国燃料工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建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破坏，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面对这种局面，李范一除满腔热情努力工作外，还积极主动为党分忧。他发现我国石油人才奇缺，立即写信要留苏学机械的儿子改学石油科学，直到儿子进了莫斯科石油学院，他才满意。同时自己刻苦学习石油科学，到处借书学习，很快成为石油工业的内行。当时，有许多苏联专家在我国工作，作为副部长，李范一常同他们打交道。为了工作方便，他又开始自学俄文，每天坚持3小时，终于达到适应工作的水准。这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新政府成立不久，李范一夫人想参加工作，李范一就开玩笑地说：“好啊，夫人要找份工作，为新社会做贡献，好啊！”接着又严肃地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建设摊子又不能一下铺得太大，因此工作岗位不多，正所谓粥少僧多。再说，由于我的原因，夫人的位置也不好安排。不要让组织为难。”

1954年9月，全国政协筹备换届时，李范一向有关人员打招呼：“我不参加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以为他有情绪，派同志找他征求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党如此发扬民主，大小事都找我商量，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对我的位置很满意。我做副部长，政协的位置就让给别人。空出一个位置，可以多安排一位党外人士，也可以多团结一个人，党就可以增加一份力量。”来人听后非常感动。

李范一生活极为朴素，从不计较吃、穿、住，对家人也约束甚严，私事不用公车。但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建设，却倍加关怀。1959年，应城县人委三次找他要油罐、油料和锅驼机，他克服困难，先后为应城批柴油10吨、煤油2吨、汽油10吨、75马力锅驼机1台和部分钢材。

李范一在“文革”初期就病了。1976年4月30日，李范一走完他八十五载的革命人生，在北京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等送了花圈，并给予了较高评价，称李范一“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湖北与我党合作，对我党开展鄂中游击战争，给了支持和物资上的帮助”，“解放后，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任职期间，积极认真工作，为发展我国燃料工业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