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工农作家群”，其代表人物如陈登科、浩然、胡万春、高玉宝等。在这一工农作家群中，论其资历之深、作品之多、影响之广，陈登科当排第一位。
    陈登科，乳名公丫头，曾用笔名小科。1919年4月5日（农历三月初三）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上营村小兴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滩，黄河故道横亘村前，既无交通之便，又无渔水之利。家中虽有十多亩盐碱薄地，却不长庄稼，主要靠父亲推车维持全家生活。陈登科自幼聪明，却十分顽皮，被私塾先生评为“只能放猪，不能念书”的顽童。然而，就是因为聪明，他少年时边识字边学习写作。1938年就在《盐阜大众报》上发表了消息式通讯“鬼子抓壮丁”。1940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5年4月被《盐阜大众报》聘为记者，同年7月就正式调入报社。当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盐阜大众报》诞生在抗日战争烽火之中，是当时解放区为数极少的几份通俗的地方党报。该报以其坚定的党性原则，大众化的风格和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当时在苏北影响很大。后在我党新闻事业发展史册上留下了重要一页。它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发现、培养了一批优秀工农通讯员，使他们成为建国以后我党新闻、宣传、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优秀人才。陈登科就是《盐阜大众报》培养和锻炼出来的优秀记者和知名作家。不是吗？陈登科进入该报后，当年就发表散文，第二年发表报告文学。1948年创作出中篇小说《杜大嫂》。《杜大嫂》是以白描的手法、质朴的文词，描述了一个农村妇女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经历过程。此小说当时轰动了苏北解放区。
    全国解放后，陈登科被调入新华社安徽分社工作，未久又调入《皖北日报》。记者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活素材。1951年陈登科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学习期间创作了中篇小说《活人塘》，继之创作出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1953年他进入安徽省文联，从事文学专业创作。从此，一部部文学作品如春蚕吐丝一样连绵出版问世。如中篇小说《黑姑娘》，报告文学《铁骨头》，长篇小说《移山记》。1958年以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体验生活，写了许多反映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如电影文学剧本《卧龙湖》（与鲁彦周合作）、《相会在天安门前》。特别是1963年完成的长篇小说《风雷》，轰动全国。这是一部交织着文学与政治妥协，编辑、出版社、文学政治权威，出版审查机构等权力主体，在一体化思维的规约下，共同参与塑造的审美形态的文学作品。他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肯定和极致赞赏。       1964年春，陆定一在参加全国“四清”干部会议上说：“我劝所有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干部，带上一部陈登科的《风雷》看看，有许多问题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四清”工作队队员人手一册《风雷》，当作教科书阅读。陈登科的名声一时响彻全国。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爆发后不久即1967年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点陈登科的名，诬蔑他是“国民党特务”，全国通缉，到处追捕他。
    陈登科这位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突围，在血流成河中杀开血路，身经百战的侦察员，而今岂能束手就擒。他隐匿北京，潜逃上海，乘着小船在苏州河上漂泊了4天，落魄到身无分文，无食充饥，走投无路，最终难逃暗无天日的“法网”，被铐上手铐，关进建国东路牢房，一囚五年多。在5年多的牢笼里，他构思了以2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军阀混战为背景，描写反映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赤龙与丹凤》。1977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将陈登科解放出来，恢复工作。陈登科欢欣鼓舞，激情澎湃，他不顾满身伤病，矢志而为，很快又全身心投入了文学创作的“夕阳红”期。先后创作出长篇小说《破壁记》，中篇小说《顾祝同外传》，电影文学剧本《柳岸花明》（合著），《三舍本传》等。1998年10月12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岁。
    陈登科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省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大型文学期刊《清明》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共八大代表，全国第三、五、六、七届人大代表。
    主要作品有：中、长篇小说《活人塘》、《杜大嫂》、《黑姑娘》、《雄鹰》、《淮河边的儿女》、《移山记》、《风雷》、《赤龙与丹凤》、《破壁记》（合著）、《顾祝同外传》、《三舍本传》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柳湖新颂》、《卧龙湖》（合著）、《风雪大别山》（合著）、《徐悲鸿》、《相会在天安门前》、《柳岸花明》；话剧文学剧本《大破天门岭》；散文集《坎坷》、《俯仰集》；短篇小说集《百岁图》等。今汇编成8卷本《陈登科文集》，文字总量超过600万字。
    陈登科既是安徽省新文学事业的开拓、奠基者之一，又是安徽省文学艺术界很有影响的重要领导人。他最关注的创作题材是农村，最关爱的对象是农民。他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从战争年代到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50余年间，始终把关注农民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永久性主题。他的艺术创作不仅具有鲜明的党性和人民性，而且带有浪漫主义的传奇性，以其对祖国、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他的作品在海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多部作品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发行于海外。在当今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对陈登科的文学作品均有论述和评价。他又热心团结、培养作家队伍，扶持文学新人，为繁荣安徽文学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广大文学工作者的尊敬。
    陈登科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1979年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针对当时许多作家、学者的作品，被人剽窃、抄袭，甚至被吞噬，而被剽、抄、吞的作者诉讼法院，因无法律可依而被驳回。陈登科给大会提案称：“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必须用法律形式予以保护，作者应该拥有对作品的著作权和版权。”这个提案受到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后几经商讨于1990年《著作权法》草案经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活跃，各种观点争鸣，一些人鼓噪“《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歌词不符合现今政治形势，用作国歌，须要作新曲、填新词。”陈登科认为，原歌曲金石般的文字，号角式旋律，表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志和信心，至今仍有其时代号角作用，建议继续延用原曲原词作为国歌。他将此建议作为全国人代会提案报送大会秘书处，被大会列为重要提案，受到与会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认同，故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陈登科对贵池、青阳两县一往情深。
    贵池县马牙公社原水利条件很差，没有骨干蓄水工程。1957年至1961年，马牙公社组织全社男女劳动力，经过5年苦战，修建了蓄水量达130万立方米的马牙水库。其后又相继建造了三条干渠，54条支渠，使水利灌溉状况得以改善。该公社童铺村与马牙水库被一座叫天门岭的山相阻隔，难引水库的水灌溉村内高塝田地。1962年村里组织技术人员和劳动力，在天门山脚下开凿隧道，引马牙水库水进村、进田地。尽管隧道不长，但在技术、设备落后的当年，施工难度很大。此事惊动了省委、省政府领导。陈登科从省政府得知此事，1963年春节一过就只身来到贵池，采访这项工程。他白天在施工工地体验生活，了解情况，晚上到相距20多里地的贵池县城，住在县委办公室后面小平房。有时几天不回贵池城，吃住在工棚或村部，前后一个多月。他就这样往来城乡两地，边体验生活，边构思以此事为题材的一部大型话剧。直到他觉得素材完满，构思成熟，埋头在贵池县委小平房内完成了一部六幕大型话剧剧本初稿。初名《战火纷飞》，后几经斟酌定名为《大破天门岭》。
    其时，中宣部、安徽省委宣传部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基层去，到工农兵中去，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工农兵心声的作品。”陈登科闻之即动。开始曾想在贵池县长期居住，后被小他13岁的苏北老乡、时任青阳县委书记的王克东邀请到青阳县定居。他权衡再三，决定接受王克东书记邀请，于1963年春夏之交来到青阳县。王书记为了让他有个舒适的居处和较好环境，打算由县财政拨款，在青通河边给他建造几间平房。他一口谢绝了王书记的好意，说：“我是来体验生活，不是来享受的，决不能动用县财政一块钱！”在他执意拒绝下，王书记只好在城区青通河畔，由他自己拿钱租了几间半新半旧的民房，让他安身。他不是自己一人来到青阳，而是把全家都搬到了青阳，将妻子梁寿淦从《合肥晚报》调来青阳，被安排在县医院搞党务工作。子女的户口也转迁来青阳。儿子后被下放到东至县泥溪公社。“文革”爆发后，全家被赶出了河边小平房，搬迁到血防站内的破旧小平房。未久，陈登科被江青诬蔑为“国民党特务”，而被通缉、逮捕。在青阳两处平房内前后住了将近5年。
    陈登科在青阳生活的几年中，他认为县城不是基层，光在县城生活还是水上浮萍。他选择九华公社老田村作为他的生活基地，一个月要去老田生活十天半月，有时长达20天。老田村离青阳县城有三四十里路，来去老田村，不要县里车接车送，全靠两脚步行。他来去老田，沿途走村串户，同老农谈家常、谈农事，沿途不少农民同他相处得很熟悉，很亲热。他在老田村住农户家，吃派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摆作家派头，农民把他当同事、朋友、亲戚看待，相处得非常融洽。
    陈登科在青阳居住期间，一有空闲就到贵池看望他的老乡张成钧、老友张德衍等；1965年池州地区复建后，地委书记胡坦、地委宣传部长周殿荣都常同他相往还，清茶一杯，小菜几碟，便饭一餐，谈工作，也拉家常，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陈登科在青阳县近5年的时间里，将自己的住处变成“文学沙龙”。常来这个“文学沙龙”的是：座上宾有省级作家贾梦雷（又名田上雨）、廖文渭，省话剧团导演张锡祺，常客有王兆乾（安庆地区文教局创作干部）、王义礼（贵池黄梅剧团创作员）、施玉清（青阳文化馆编剧）。这个“文学沙龙”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帮他修改他的大型话剧《大破天门岭》。原剧名叫做《战火纷飞》。大家认为剧本写的开山凿洞，虽有炸石放炮，但用“战火纷飞”，题文不符，应明确实地“天门岭”，先是易名“天门岭传奇”，再更名“激战天门岭”，再后定名为《大破天门岭》。原剧长为八幕，后压缩为六幕。二是商讨创作一批戏剧作品，繁荣贵池、青阳文学。王义礼创作了小戏《卖麻》和《一丝不苟》；王兆乾挖掘修改贵池傩戏《刘文龙》、《孟姜女》，施玉清整理了青阳、九华山传说和民间故事。大家对这些作品都不讲情面地提出了各自认为修改的看法。三是由陈登科主创的长篇小说《赤龙与丹凤》，大家共同参与修改，贾梦雷、廖文渭做第一读者，校正其中的字、词、句。这三项事进行得顺利，到1965年底基本完成。
    1966年3月，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宣传部长李凡夫来到青阳，一是看望陈登科，二是请陈登科重视血吸虫病防治题材的创作。李凡夫说，贵池有个曹村，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地，该村有140-150人先后死于血吸虫病，到全国解放时，全村只剩曹雨金1人。此事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在一个文件批示中点了此事。现在经过十余年的灭螺、防治，听说该村面貌有大变化。要求陈登科组织人写一出送瘟神好戏剧，参加5月份省里汇演。陈登科立即召集王兆乾、王义礼、施玉清商讨创作送瘟神戏出一事。大家觉得时间很紧，写大戏来不及，只能写出中型或小型戏。由王义礼、施玉清共同承担，施玉清说他是戏剧外行，王义礼自告奋勇承担，他用三天三夜时间，将他原有一部反映曹村巨变的大戏，改编为一出黄梅剧小戏。陈登科和王兆乾看后，认为写得不错，对剧本的中心思想，剧中的故事情节以及念白、唱词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义礼很快进行了修改，由陈登科拍板定稿。贵池黄梅剧团抓紧排练，剧本送省里审查，准备参加5月份全省戏剧汇演。“文革”风暴很快刮起，省里戏剧汇演自然泡汤。
    陈登科还以他的“文学沙龙”为基地，辅导青阳文学青年写作，培育文学写作队伍。在他的热心指导、呵护下，青阳兴起了文学创作热潮，培育出好几位创作成果显著的文学青年。最典型的是农民出身的施玉清，没念过几天书，文化程度很低，在新四军任勤务员、司号员。在陈登科指导下，他发愤创作，先后出版了《九华山传说》、《九华传奇》、《九华三宝三怪》、《九华山名胜楹联大观》、《大兴和尚传奇》，主编出版《九华红叶》诗集，1993年获副高职称--副编审。青阳学人每说到陈登科，定要提及施玉清。现如今，施玉清已追随陈登科去了天国，师生二人定是在天国里朝夕相见，鱼水相依。

吴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