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这句史学学术评价可不是一般的高，那是相当的高，吓人的高啊！各位留意。）

    岑仲勉,广东顺德县人。1886年9月出生,1961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岑仲勉是一位广东土生土长的平民学者,用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是草根学者。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名校经历、没有史学科班训练,岑仲勉被誉为大器晚成的史学家,前半生混迹官场,后半生潜心向学,经历与学问俱奇。他生前留下千万余字学术文章,被历史学家刘节誉为“著作等身、群言是宝”。

    何兹全回忆说,那时的史语所迁徙到南京李庄,与世隔绝,没有报纸和广播,外界战事只能通过从山下来送菜的人那里得知,岑仲勉算是老一辈,因为耳朵不好,他很少跟大家打招呼,大家也很少跟他打招呼。那时晚上在山里读书,只能点桐油灯照明,直冒黑烟,在灯下看书写字久了,鼻孔里都是黑灰。岑仲勉就在这样的幽灯暗夜里,寂寂与古书为伴,三个月读完《全唐文》,一个多月读毕《全唐诗》,爬梳钩稽,创见性地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

    经常在著作中刁难当时著名学者的岑仲勉,视学生如子弟,令受业者如坐春风。他时常左兜装一盒“白金龙”香烟,右兜揣一包糖,上课时,男生发烟,女生发糖。

    澹泊自甘、寂寞自守,摒弃俗世困扰,幽居书斋,他经常说:“一个人只有咬得菜根,才能实心教育。”岑仲勉1961年去世时,距他发表第一本著作《佛游天竺记考释》过去了整整27年。岑仲勉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吾侪求学,其易十倍显师(指东晋高僧法显),所造就或不及什之一,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乎!”

    相关采访：

    南方日报: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被称为中山大学名教授,与他同时代的王国维、陈寅恪等相比,您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同?

　　姜伯勤:王国维和陈寅恪完全是开风气之先的,王国维活了50多年,摸到什么都是他领路。宋元戏曲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制度研究等都是他奠定的。岑先生主要是继承清代学术传统,对西北史地和隋唐史进行研究,以碑刻来考证历史。他也受到了当时西方学术的影响,往往致力于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分析。

    张国刚:岑是有通有专的。学问有通有专之别,这与个人的治学特点、才华的差异、兴趣的侧重,都有关系。与陈寅恪相比,岑仲勉的特点是较少提出宏观历史架构,偏重于在具体史料辨证或史事上的实证分析。至于岑仲勉先生,做的问题很通,不限于一朝一代,但是他不太习惯去做抽象的东西,形式上还是具体的。

    （博主没有看过岑的著作，只能从本文的介绍中推想岑具有非常典型的南方人性格，务实、低调、有毅力、勤劳刻苦、擅长具体的项目操作，敢于质疑权威。而陈寅恪相对的就具有抽象的宏观思维，文学艺术的倾向，陈遗传了他父亲的诗人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