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敏，原名沈德芝，１９４３年离开家乡参加新四军游击队，１９４４年入党，为了保密，改名戴敏，抗战胜利后调入中原军区文工团，在“中原突围”时任指导员。１９４６年调入二野五兵团组织部，随军挺进大西南。１９５１年转战朝鲜战场。１９５５年转业。今年７６岁。

　　“想上朝鲜战场，就得结婚”

　　７６岁高龄的戴敏，巾帼不让须眉之英气依然不减当年，“当时想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是要写请战志愿书的，谁不写谁就是孬种。”戴老回忆着。那时她和何渠若都在１６军，戴老在组织部，何老在１４０团任政委，两个人因为工作需要有过一些接触，“老何很有才气，还很谦虚”这是戴老对何老的初步印象，想不到组织上也有意要撮合他们。但戴老一直在犹豫，因为她在参军时曾经立下过誓言“战争年代绝不谈个人问题；不在部队干出个模样来，绝不嫁人；不了解的人，绝对不嫁。”

　　这时敌人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戴老一心想杀上朝鲜战场，所以毫不犹豫地写了请战志愿书，“我们的介绍人，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又出面了，他说‘女同志一个人出国上前线不方便，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戴老回忆说，“他的意思就是，想上朝鲜战场，就得结婚。”考虑了很久，戴老终于点了头，正是这场战争让两位老战士走到了一起。那一年，他３１岁，她２４岁。

　　“那天，我们只喝了一杯水酒。”老人的脸上洋溢着回忆中的幸福。第二天部队就要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了，“由于第一批志愿军伤亡很大，所以我们都抱着以死报国的心。”当晚，团长的家属来找戴敏为送队伍出征去喝‘出征酒’，还特意说了句，“没有你可不行。”戴敏稀里糊涂去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参加的既是部队的出征仪式，也是自己的婚礼。喝了一杯水酒后，害羞的戴敏就溜出了婚宴，跑到食堂和战士们一起吃晚饭。第二天两个人就随部队一起开拔了。没有嫁妆，没有新衣，但都有着苦难的身世，都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战争中催发的爱情之花也许更加鲜艳，更加坚贞。

　　２３年中的两年

　　他们结识在剿匪前线，在出征朝鲜的前一天结为伴侣，他们抱着必死之心走上战场，“如果在战场上都不幸牺牲，那就来生再为夫妻；如果都能生还，要做好为了革命长期分离的准备；如果一位不幸牺牲，幸存者要坚守彼此的爱情”这是两个人的爱情宣言。在何老病重的日子里，戴老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他的病榻前。而陪护的这几个月，却是两个人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结婚２３年，但能在一起的日子也不过就是２年。”戴老细数着他们曾经的共同岁月。

　　虽然两个人都在朝鲜战场，但只能在开会或是战斗间隙才能见上一面。“我们管它叫‘水帘洞’”俩人短暂见面的地方基本都在坑道里，上面淌水，下面漏水。由于见面实在太难，两个人就采取捎纸条的方式沟通，如果有人去对方部队的话，就求人带张纸条过去，询问一下对方的近况。他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日子。

　　１９５８年，何渠若随同志愿军撤离朝鲜回到了家中，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可他们却如何也不肯承认这个“叔叔”是自己的父亲，反而对着‘不肯’走的何渠若说，“叔叔，天都黑了，我们要睡觉了，你也快走吧。”没办法，戴敏只好对何渠若悄悄地说“听孩子们的吧，等他们睡着了，你再回来。”

　　在之后的岁月里，由于工作需要等各种原因，一家人也很难聚在一起，在何老弥留的日子里，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何老的病榻前。在何渠若生命的最后一刻，戴老请人拍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面临生死离别的最后的全家福，悲痛的眼神成为了永恒的记忆。

　　“膀胱战”中的“何班长”

　　“老何干起工作来是不要命的。”戴老说，何渠若于１９７１年受命作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首席代表出现在谈判桌旁。“他要住在使馆里，因为那样方便做好沟通工作，从使馆到谈判地要花上５个小时，风雨不误。”由于劳累过度和朝鲜的潮湿气候，何渠若的小肠疝气越来越严重，１９７２年２月，何渠若不得不回国动手术，然后又匆匆赶回朝鲜，谁知道半年以后竟然倒在了谈判桌旁。“当时朝鲜代表发现老何面色苍白、满头大汗，就知道他老毛病心脏病又犯了，马上建议休会，等韩美方代表退席后，立刻送到当地医院抢救。”戴老回忆着。

　　在板门店多年的谈判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谈判中间不能离开会场。因为谈判过程中会常常陷入对峙的僵局，所以一旦离开会场，就会被认为是退场抗议，甚至是破坏谈判。在最开始，谈判中间是不休息的，一坐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不许动实在是对人意志的一种考验。而对病人来说是一种折磨。但为了维护中国的形象，不让对手抓到把柄，何渠若在谈判的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强迫自己不喝水，以免在谈判期间上厕所。后来终于改为谈判３小时休息一次，“当时美国的报纸还报道了‘膀胱战’结束的事。”

　　与何渠若一起参加谈判的同志都学会了心脏救急药物的使用方法。何渠若身边总带着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的就是他的救命药，一旦心脏病发作，就请周围的同志拿出来帮自己服下去。也就是这瓶药，暂时保住了何渠若的生命，才能让戴敏陪护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

　　何渠若在工作中事无巨细每事必躬亲，而且对同志们关怀备至，为了能让大家尝到家乡的蔬菜，他在回国动手术后，竟然把十几种菜籽带回了朝鲜。他曾经笑言“战场上我带过千军万马，在这只带一个班。所以我更有时间和精力当好班长了。”联络处的十几个人就是一个班，而“班长”就是何渠若。

　　但“何班长”却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如何在后方支持他工作的。“那时候每天都熬一锅能照见人影的苞米粥，往里面放几粒盐，就是我们一家的一日三餐了。”回忆起那段日子，戴老叹了口气，“有一次，一个孩子得病，就想喝一碗大米粥，可我这个当妈的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而这一切，戴敏都从来没有告诉过何渠若，“不想影响他工作”。

　　两个２３年

　　这个２３年不是两个人婚后的第２３年。“老何有个遗愿就是希望将来可以把他写的战斗日记和记录下来的历史资料整理成书。”那时，病危的何渠若握着戴敏的手说，“我能留给你们的只有一箱子自己写的材料，希望你能整理出来，告诉后人我们是怎样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不，老何，你会好起来的，到时候，你自己整理，我给你做好吃的。”重复当年的这句话时，戴老微微扬了扬头，像是想抑制眼中的泪花。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何渠若离开了人世，而为了履行对丈夫的承诺却耗费了戴敏２３年的时光。

　　“我是个大老粗。”戴敏这样说自己，何渠若的手稿是装在一个黄色的炮弹箱子里的，“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看老何留下的这些手稿，这是老何留给我的任务，再苦再累我也要完成。”可以想象，为了整理这数以百万计的文字，文化水平不高的戴敏付出了多少心血。“光是整理这些资料我就用了５年时间。”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戴老又走上了更艰苦的外调核实之路，“老何的手稿里涉及的人太多了，为了核准他写的事，我已经把全中国都跑遍了。”戴敏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尤其是她奔波各地的时候“身边没有钱了，正好路过一个菜市场，我就把那些没有人要的菜叶、烂茄子捡了起来，在水龙头上冲了冲就吃了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完成了６０余万字的初稿。

　　１９７３年—１９９６年，她用了２３年，在部队首长的关心下《战时基层工作实录—何渠若文稿选编》终于出版了。烈士墓前，戴老捧着这本倾注了两个人一生心血的书默默地站着，没有人知道她想的是什么。

　　陵园里最后的烈士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主碑后第一排烈士墓的东侧第一位就是何渠若烈士最后的长眠处。作为最后一位安葬在陵园的烈士，他碑文的落款也与众不同，不是生前所在部队首长的名字，而是“沈阳军区”。“老何是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去世的，１０月４日被中央军委特批为烈士。”戴老介绍说：“当时就问我是否希望把老何安葬在烈士陵园，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就先把老何的骨灰安放在了普通公墓。”

　　１９９３年，离何渠若烈士牺牲在谈判岗位上已经２０年了，７月２５日，何渠若烈士的骨灰移葬在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移葬仪式。他成为最后一位也是和平时期惟一一位安葬在陵园的烈士。

　　关于何渠若烈士移葬在烈士陵园的事，沈阳军区政治部的意见是这样的：“关于骨灰安放的具体位置，我们感到应该安放在第一排比较合适。理由是，一、何渠若同志的职务在现安放在烈士陵园内的所有烈士中，在军队所任职务是最高的（正军职）。二、何渠若同志作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心中，他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是其他烈士不能比拟的。三、何渠若同志虽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去世的，但从１９５１年入朝到去世前，曾三次赴朝，在朝时间前后达１５年之久。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既是对敌作战正面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员，又是第二战场停战谈判朝中方面的主要领导者，为抗美援朝取得最后完全彻底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