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8:点20分，敬爱的贺学明先生、我的“老头子”走了，突然间，我感到没了依靠。

     记得1983年8月22日，是我毕业分配到当阳县血防站报道上班第一天，有些兴奋，所以去的较早，好像还不到7点钟。我进到院内，很宁静，就只见到花圃里有一位“园丁”蹲着身子在清理杂草，我走上前去问：“师傅，您好！请问站办公室在哪？”，他站起身，打量一下我，看我背着行李，就亲切的问：“你是新分来的吧？”，我说“是的”，他走出花圃，帮我拿起行李，“我是贺医生，跟我走，到办公室去”，到了办公室门口，他居然径直掏出钥匙打开了办公室，啊！医生也有办公室的钥匙？“现在还未到上班时间，先坐会儿”，接着“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问了很多，我都如实回答了，心里暗喜：这个人不错，亲切和蔼，没有隔膜感，一见如故，上班第一天碰到这么个好人，耶！。坐下来，接过贺医生递来的老白开，仔细打量他：他50岁上下，头发灰白、脸型瘦削，脸上有些细细的皱纹，带着一副学究眼镜，身材高挑挺拔，洁白的短袖工作服穿在身上，非常妥帖，一副学者派头，隐隐透出一股英气，说话和气亲切、平易近人，有一种吸引你靠近他的安全感，当时心里就把他当成了我在这陌生环境里的最好依靠。

    后来知道“园丁”、“贺医生”都不准确，他就是站办公室主任贺学明，“园丁”是他的业余生活，几乎每天可见到他伺弄花草树木，他还发动年轻人业余时间搞义务劳动和他一起干，院里院外、房前屋后各种花草争奇斗艳，各种树木绿荫如盖，我就在想：这些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肯定把“园丁”当成了依靠。

   “贺医生”是农民朋友叫的，下放农村劳动时，知道他是从医院来的，都这么叫他，他也引以为傲，在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很受尊重，加之“贺医生”乐于助人，每年春节的春联几乎非他莫属，就连婚丧嫁娶之事也必有求于他，剪“囍”字、写“囍”联，写悼词、写包袱，有求必应，下放农村五年半，他俨然成了一个农民朋友离不开的地地道道的自家兄弟，成了农民兄弟心中的依靠。

     贺老写得一手好字，他写字功底非同小可，字字规整，速度极快，一般人的钢笔书写速度也赶不上他的毛笔书写速度，而且白纸黑字极少出错，令人佩服。贺老见我也喜欢涂鸦，就有意识地带着我参加办版报、办墙报，还鼓励我参加县里的书法比赛，教我自制篆刻印章，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优胜奖”，颁奖酒会上，有人问他：“田超是您什么人？”我借酒壮胆也是发自内心的抢着回答：“他是我老头子”。当时贺老脸上有些自豪，从此，只要不是正规场合，我都称呼他“老头子”。除了内心对父亲一样的尊敬和爱戴之外，其实也是在彰显我的靠山、我的依靠。

          89年年底，新邮预定期，老头子对我说：“集邮吧，邮票像百科全书，可以了解很多其他知识。”那年我订了90年的年票，老头子就开始给我代取代送，整整二十五个年头，记得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纪念邮票在年底归册时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没有放在心上，老头子居然在武汉邮市买了一张送给我，让我无言以对，从此我也更加认真仔细的对待邮票了，再无遗失。我集邮二十五年了，还没有到邮局取过一次邮票，就连取票手续都不知道怎么办理，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依靠。

      说是集邮二十五年了，其实很是惭愧，没有邮知邮识之阳春白雪，也没有邮品集研的高屋建瓴，偶有豆腐块文章或是所谓的“书法”作品在《长坂坡集邮》上发表，也是老头子督促、提携的结果，他带我出去观邮展，说是要我“保镖”，其实我明白他是让我见世面、交邮友、增邮识，混迹于“集邮圈”他同样是我的依靠。

      今年初，贺老酝酿、策划多年的《长坂坡集邮》编辑接班人问题终于敲定：由我牵头组成有几位资深邮人参与的编辑小组，并与邮政局协商解决了办公场所，由老头子亲自布置、装帧，从今年第1、2期“见习”，第3、4期开始“动手”，第5、6期“接班”，老头子从未离开过半步，始终与我们同在，还是一如既往地参与组稿、编排、校对、分发，他曾开玩笑的说：“好像比我一个人编报还忙些啊！”。报纸印出来后，还要进行点评，提出改进意见，传授办报经验。如果说《长坂坡集邮》编辑班子交接尚算成功，只因我们有个依靠。

     青藤依靠挺拔树干，爬得更高、风光无限；儿女依靠如山父爱，茁壮成长、勇往直前。老头子在我心里就是参天大树、就是如山的父亲，我依靠着他走的踏实，心无畏惧。

     今天，老头子不辞而别、甩手而去，我一下子感到茫然心生怯意，想一想那些有依靠的日子多么幸福，往后这没有依靠的日子该怎么度过？

     我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呼唤着：

     老头子，别走啊！不要让我没了依靠！

     老头子，回来吧！我好想有个依靠！

           于2015.08.09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