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纪念杨章熹同志逝世30周年

杨缅燕

     今年11月18日是我们敬爱的父亲杨章熹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30个春秋，但岁月的流失永远冲淡不了我们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之情。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思前想后，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

      父亲于1909年出生于福建厦门海沧霞阳村，早年毕业于同文学院。在校期间，父亲勤奋好学，在一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32年父亲在厦门海沧地区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4年在漳州开办世界语讲习班，投身进步组织芗潮剧社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宣传活动。1936年由于身份暴露，组织安排他前往缅甸。初到缅甸，父亲即创办了《南国生活》、《南国导报》等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启蒙缅华社会广大侨胞为民主革命贡献力量。抗日时期，父亲以学校作掩护，白天在学校教书育人，晚上搞抗日救亡活动。撰写演讲救亡文章，导演抗日救亡剧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这些活动不仅构建了争取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而且也为尔后创建进步社团奠定了坚实基础。父亲为了响应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先后发动组织并领导了 “缅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缅华总部”等进步团体，发表了《缅华抗日救亡教育实施纲领》等著作，推动缅甸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39年，父亲受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委托，组织和发动了支援陕北公学的街头万盾募捐运动，他四处奔走和呼吁，号召广大侨胞捐款支援陕北公学。尽管受到反动派的重重阻挠，但在父亲的领导下募捐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父亲将募捐的款项通过香港廖承志同志及时转交给延安，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贡献。         

1939年10月，父亲与缅华革命青年一起创建了缅甸华侨共产党（194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转为中共缅华工委），父亲担任核心领导机构重要成员，分管文教和统战工作。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后，父亲奉命带领部分进步师生撤到云南，先后在云南几所学校任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将所在的学校逐步发展成进步的学校和革命的据点，并在工作中为党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骨干。他还在云南锡矿产地个旧县，组织矿区工人将锡矿运至建水，支援我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这些锡矿在解放云南战争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46年，父亲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在白区的工作情况，并参加地下党员学习班。

 1947父亲奉派重返缅甸。屈指算来，父亲抗战前后在缅甸从事缅华进步教育文化事业达十多年之久，参与创办了南洋中学、独立创办了仰华公学、师范专科（附设于南中），并担任这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除此之外，还创建了“缅华教育工作者协会”、“缅华公立书报社”、“缅华文教社”和“缅华图书馆”等社团和机构。其间，父亲撰写了《华侨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缅华启蒙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集体主义教育学》等著作，为缅华进步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南洋中学创办初期，校舍简陋，但校内蕴含的进步思想、优良校风吸引着全缅侨胞。他们不嫌路途遥远将子女送到南中就读。在父亲担任南洋中学校长时期，南中实行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集体主义与个人品德修养并重，促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其既定目标，就是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接班人。在南洋中学期间，父亲撰写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综要》一书，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把进步思想和优良作风传播给学生，教育广大缅甸华侨及其子女跟着共产党走、为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长期以来，父亲领导南洋中学全体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英勇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侨党以南洋中学为据点，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众多优秀青年和干部，因此，人们将南洋中学誉为“毛泽东学校”。

父亲十分关心缅华贫寒子弟的教育问题。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创办的仰华公学就是为缅华贫寒子弟服务的一所学校。学生白天上班，晚上到学校补习文化。在仰华公学的经费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为解决学校的经费，父亲将他每月95盾的工资，扣除15盾伙食费，3盾零用费后，余额全部补充学校的经费，支持仰华公学的正常运转。父亲这种无私奉献的品德受到师生的赞誉，成为学校的美谈，也激励教师们更加努力苦干，更好地为缅华贫寒子弟服务。

父亲还热情接待了由周恩来同志安排到缅甸政治避难的光未然（张光年）、李凌、赵沨等文化名人，资助他们初来缅甸的生活费，并安排他们在仰华公学任教，为他们排忧解难，等等。

母亲还告诉我们，父亲对进步事业充满着极大的热情。不论这些工作是否属于父亲分管，只要遇到经济困难，总会慷慨解囊。1936年初抵缅时，虽然父亲每月工资只有65盾，但他总要拿出60盾捐献“缅华妇女救灾会”；为了支持英文版“中国呼声”杂志，父亲将身边积蓄的数百盾缅币捐出；五十年代初，为了支持侨党创办“人民报”，父亲把身边仅有的三百元缅币，以交党费的名义捐给“人民报”作为创办经费，并且以后每月拿出全家工资收入的一半长期支持“人民报”的出版发行。

     1953年，父亲奉调回国。回国后，曾任中央侨委委员、全国侨联委员等职。

在我懂事之后，父亲经历了反右倾运动和“文革”的猛烈冲击，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他始终坚持革命志向，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他不只一次对我们说，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拨乱反正的。正如父亲所言，国务院侨办和华侨大学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为父亲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由于受到父亲思想的熏陶，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学会了更加坚强。挫折反而转化为促使我们健康成长的动力。

在我刚上中学时，华侨大学停办，我随父母来到德化山区，那时父亲已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在几年的山区生活中，我看到的是父亲每天不辞劳苦，奔波在田野里、夜校中，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研究如何科学种田，探讨如何提高水稻产量与质量……。我听到的是广大群众对父亲的一片赞扬声。父亲是那么忘我的工作，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在父亲的精神感染下，无论在我们上山下乡还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都能克服了干部子女的“骄娇”二气，学会了吃苦和勤俭。

当我大学毕业回到父母身边工作时，父亲已步入古稀高龄，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尽管如此，父亲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积极推广世界语，写侨史、著论文，孜孜不倦地继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点光和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孜孜治学、博览群书的精神令我们敬佩。正是由于父亲的严格教育，我们从小努力学习，兄弟姐妹均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读了研究生，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贡献力量。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勤劳的一生，正直的一生。多少记忆可以被时间冲淡，但父亲的事迹一直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父亲的崇高思想和革命精神时常激励着我们。几十年来，我们始终铭记父亲的教诲，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以实际行动悼念我们的父亲。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附注：本文部分史料参照杨章熹《自传》、杜坚《杨章熹传略》、杨章熹同志的部分老战友及部分缅甸归侨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