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倬是勤奋的。几十年来，他几乎每天至少读经半卷。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每次上门请益，先生几乎一无例外，总是坐在那间简陋的书房里，而桌上总是摊着书。他那一摞线装的《四部备要》本《仪礼正义》，原本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又被他批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沈文倬读古书喜加标点和批注，以为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故标点过的古籍为数不少。沈文倬又是从容的。那位学生还忆及：先生讲课慢条斯理，写作字斟句酌，未必每年有文章定稿，有了也未必肯马上发表。他的学术地位是由数量有限的论文确立的。“直到1999年，年登耄耋的先生才出版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写作跨度逾40年，而总数才14篇。”

    高吸入低产出是沈文倬的特点。他的文章不靠量的堆积，而是以质取胜。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汉简异文释》证明了康有为“古文经为刘歆伪作”实系浮词虚说；《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揭示了“礼典的实践早于文字记录而存在”的历史事实，由以阐明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对汉代建立经学博士的复杂史实条分缕析，正皮锡瑞《经学历史》之误，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之偏，从而详判武、昭、宣三代各经博士官的兴废增缺，成为研究汉代经学必须参考的文献……

    其实，沈先生并不像外人以为的那样，只是个一味埋首故纸堆的“老古董”；恰恰相反，他的思想很开明、很活跃，年轻时对新学也颇为了解。老先生当年还曾写过不少新诗和小说，尤其是古诗词的功底非常扎实。有诗词学者说，沈先生的功底绝不逊于那些整日吟哦不已的诗人。沈先生自言“予年轻时好诗古文辞，率意咏唱，但多未留存……专攻‘三礼’后，难得作诗填词”，现存有小部分诗作编成《槐圩集》，压在箱底，至今未予发表。凭着老先生的文学才情和古诗词功底，凭着他下了决心绝不回头的治学态度，一直走下去，成为一个诗词学家甚或小说家，也并非不可能。他喜欢诗词和文学，但他更钟情和执著于“三礼”。他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是面面涉猎，其结果定是面面不精。为了专攻“三礼”，他强抑兴趣，与心仪的诗古文辞分手。“为避诗名便废吟”的诗句道出了他的惋惜，也表露了他研究礼学的决心。从此，沈先生一头扎进“三礼”，不求闻达，“治经、礼六十余载”，“为往圣继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