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键身边的中共挚友曹伯闻
受革命思潮影响,选择人生旅程
1929年初何键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为抵制蒋介石对地方势力的排挤打击,笼络曹出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兼湖南清乡司令部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曹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决意辞职赴欧美考察。恰在这时,上海中共中央保卫局“特科”派刘道衡、严希纯来湘,作情报策反工作。刘道衡是曹伯闻青年时期的好友,刘即住在长沙市社坛街麻石巷曹伯闻的家里。刘道衡与曹伯闻朝夕见面、交谈,剖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非团结抗日不能挽救民族危机,极力劝阻曹出国考察,还介绍其阅读进步书刊,并与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及与王学文、冯雪峰等取得联系。
曹伯闻引荐刘道衡担任民政厅设计委员,然后找机会活动,以名流身份,由曹介绍交结上层人物。把熊子烈从岳阳调到民政厅当庶务,替曹管理民政厅的经费、总务,并为其料理私产和家务,还兼管共产党内的经费开支。在衡阳开了家南禄绸布店和与南禄相连的旅社,在长沙南阳街开了雪松钱庄,这些都是为党提供经费和掩护地下活动的地方。他还介绍一些地下党员到省教育厅、水上警察局、长沙县政府等军政机关工作。
为了掩护刘道衡进行地下工作,曹伯闻帮助刘购买了熙台一栋两层楼房,开设了一家产科医院,两个女医生在楼下应诊,楼上作为中共党员集会的地点。
向何键献计:对红军“送客过境”
1934年,红军突破第五次“围剿”,开始长征。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紧紧追击,并委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妄图在湘境内消灭红军主力。何键既想消灭红军,博取蒋的欢心,又慑于红军主力,耽心在堵击中输掉老本。当时曹伯闻是何的参谋长,何急切找曹商量。曹劝何键说:“你要靠蒋介石,必须保存实力,才能为蒋所重视。现在面临紧要关头,权衡轻重,不能硬打。”何键深以为然。两人商定,只做出打的姿势,在红军后面“尾追”,不硬堵,还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尽可能避免接触,实际上是“送客过境”。后来红军在沿途写下“不劳远送”的大幅标语。这样对于红军顺利实行战略转移,起了一定作用。蒋介石经常责成何键“围剿”。为了敷衍和蒙骗蒋介石,1935年冬,何键派了约200人伪装成红军,到醴陵萍乡一带活动;另外,派一营军队前去“围剿”。在一阵枪声中,假红军便一哄而散,部队仍各回营防。何键则向南京报功,谎称一举消灭“赤匪”,还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蒋介石派人调查,何键答复:“有民众可以作证。”
经济上资助党的地下工作
曹伯闻还在经济上资助党的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通过刘道衡介绍,认识李剑华。1933年春,李剑华主编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机关刊物《现象》月刊。因经费困难,曹每月资助200元,使刊物得以维持出版。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连夜逮捕大批进步师生60余人。李剑华因主编《现象》月刊被捕。李剑华被捕后,家中经济极为困难,曹伯闻每月主动寄给李的妻子胡绣枫大洋200元。胡的姐姐关露为了安全起见,从上海到长沙暂时避难,来往旅费和在湘的一切生活费用,均是曹伯闻接济。对周扬主办的文学刊物《新地》,曹也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曹家的“洞里”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在解放战争时期,曹伯闻热心社会福利事业,曾担任孤儿院院长。刘道衡1941年离开湖南时,把与曹的关系转给了中共湖南工委书记周礼,他一如既往,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把一些共产党员安排到孤儿院任主要职务。
曹伯闻和周礼第一次见面,地址是松雪钱庄的坪台上,由熊子烈请客。入席的有周礼、熊子烈夫妇,曹偕女儿剑霞参加。从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曹家住在孤儿院内二楼,侄孙治阳住在院内地下室,大家称为“洞里”。这里成为了中共湖南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1946年,曹伯闻任湖南省参议会秘书长,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运动。1949年8月5日与唐生智等社会各界人士联合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解放后,他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长、民革湖南省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中,曹受到冲击,被迫迁居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1971年12月13日,因病去世,享年78岁。8年后,1979年4月13日,组织上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摘自《世纪》2004年第4期叶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