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机部行政司工作的时候

 回忆赵尔陆部长

作者：刘大明

我想写一点关于赵尔陆部长和我所接触过的一些事情。我参加过许多赵部长主持的部务会议等各种会议，但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赵部长含冤去世已经30多年了，他死得好令人伤心。文革期间，我也被关在牛棚里。据说有一天，国防科工委造反派开他的批斗会，在他被斗得心力交瘁时，造反派把他押到一间屋子里稍息。这时他还有可能吸着一支烟，但当他正用两个手指夹着烟卷时，他昏厥了。一直到手指被烟烧糊了，也无人知晓，无人过问。就这样，一代名将与世长辞了。

    我多么的悲痛，多么的怀念他!

    我最近查阅了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1)》第124页，关于赵部长的简历，是这样写的：

    赵尔陆  (1905—1967)  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央苏区红一纵队教导队党代表，第二支队支队长，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团长，红四军军需处处长，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前敌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晋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张家口第五小组中共代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从在省开始知道我们将要到二机部即国防工业部门工作及刚到部里工作时，我们省的同志们，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谈论着：二机部是搞兵工的，部里的领导干部也大多是部队调来的，缺胳膊少腿的即战争中光荣负伤的也不少，等等。所以虽然觉得很光荣，也有点怕不适应。后来慢慢的知道，这些谈论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也决非空穴来风。刘鼎、张连奎、郑汉涛、熊杰等都是老兵工。杨春圃、李开芬、刘梦初、王晓光等是部队来的。段子俊、王弼是在苏联学航空的。钱志道是留德攻化工弹药的。樊仲黎、石磊都只有一支胳膊，也确是老革命、老红军，但资格最老、军衔最高的，自然数赵部长。对赵部长谈论最多的，则是他很严肃，是老参谋长，一切要求很严格，特别是时间，要求绝对遵守……。因此，在没上班前，就觉得即将遇到有这种好作风的领导而高兴，又怕遇到吃不消的事情而发怵。我第一次见到赵部长是在北京饭店听他的报告。这是在部召开的一次全国部属厂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我到部不久，可说对部的工作是一无所知，听起来有点吃力。现在记得主要是两个重点：一是保证质量问题；二是如何学习苏联工艺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后来大致知道是：在二机部成立以前，兵工(常规武器)是归重工业部管的，总管是刘鼎部长。那时抗美援朝前线炮弹质量出了点问题，追究下来，责任直指刘鼎。二机部成立，刘鼎随兵工这一块到了二机部任副部长，就由赵部长接手抓这件事，一来二往，问题很为“严重”，最后作了结论，刘鼎免职，改任部总工程师。因此赵部长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国防产品，质量第一”，要求大家吸取惨痛教训。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当时试制苏联的产品很多，工艺图纸也很多，为保证质量，强调在试制苏式武器过程中，必须“一丝不苟”，更不许有丝毫的改动。这次会议，对二机部后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事隔8年以后，一次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却在更大的规模上追究起质量问题来，待下面再说。

    我第二次见到赵部长，是在他的办公室。他要找赵惠卿同志，赵没在，于是我去了。事情不大，是要办一次小型宴会的事。我对部长说：好的，中餐、西餐均方便。他说：那好吧，你等通知吧。我即退出了他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和他说话，不紧张，但多少有点拘束，不过一向认为他很严肃而有点“害怕”的心情，从此完全消除了。

    赵部长正直朴素，在个人生活方面，从来也没有向我们提过一次特殊要求。在这方面，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国管局，下同）对部长级干部的物质配备，当时还带有供给制影响，已经考虑得比较周到，但不能说个人就没有一点自己的要求，但他一次也没有提过(包括办公室)。他原住东城黄土大院，较之其他正部级来说，房子是小了点。后来又来了几个新副部长，宿舍作了些调整，赵部长搬到了西城机织卫，房子宽了些，但也没超过一般水平，房产科也不过作了些不可少的修补，没添任何装饰，也没有听到过对此有什么闲话。他原用的一辆汽车是美国的老道奇，按制度，我们向国管局申请了一辆苏联的吉姆，不久批下来了，让我们去领取。当时吉姆车有两种颜色，一为灰，一为黑，一般都喜欢黑色，显得庄重些。行政科去领时，我也担心领来的是灰色的。幸好领来的是黑色的，我也放了心。赵部长事先没有提过要求，当我向他报告是辆黑车时，他表示满意，但这是国管局主动给的。这几年，我曾多次去过部长、副部长宿舍作例行了解，但从未是部领导在家时。说起来作为一个下级，到部领导家里看望看望，也是人之常情，但没有，说实在的，也不是故意回避。

    赵部长对部机关的容貌，是十分关注的，要整洁、安静，洗手间无异味，电梯值班员有礼貌等。记得部刚搬到三里河不久，我想把部大院北头搞一小片花圃，绿化点缀一下，赵部长见了就问：你们在干什么?可不要搞成“地主庄园”哟，我笑笑回答：可不敢。他是怕我们搞得太铺张，影响部的声誉。因此，在这些个方面，我也事事小心就是。

    赵部长对干部群众是比较关心的。刘鼎同志的汽车，不知道是何时停用的。我到后不久，刘改任部总工程师后第一天来部上班，他没有用车，而是自己叫了一辆三轮车来上班的。我们也不知道原委。赵部长知道了，立刻派秘书通知我，副部长不当了，部的总工程师，还是应该有专车的。我们就立刻照办。后来钱志道、郑汉涛二位司长提为部长助理，我没有及时考虑他俩用车问题，依然用小班车接送。赵部长知道了，又立刻指示要派专车。我表明当下小车不够，可否暂时二人先共用一车，好在二人住处还顺路，部长才同意。1958年，我带了200多个干部到湖南下放劳动，一部分在浏阳，一部分在湘潭。一天，我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正好赵部长也来韶山。我向部长简要汇报了下放干部的情况并谈到了浏阳情况尚可，湘潭的干部吃不饱，(我有一次从浏阳带了几十斤生花生到湘潭，同志们如获至宝，有的激动得暗自流泪。)劳动量又强。赵部长听了默然，俄顷，他说：这样吧，我给282厂打个招呼，要他们准备一下，让同志们去厂里洗个澡，吃一顿饱饭。我听了又高兴、又心酸，让我想像到当年赵部长在井岗山是怎样率领红军战士、关心同志、甘苦与共、浴血奋战的英姿的。我只有对部长说：这真是太好了！没过几天，282厂来通知了，让我们100多个干部于某月某日去厂里。好在相距不太远，大家高高兴兴地、一个个像小孩要过年似的，从各个大队、小队，纷纷向282厂集合。厂领导也很热情，准备得也很周到，这一天，大家可说是酒足饭饱，满意而归，在1958年下半年那种情况下，也真难为了282厂了。

    赵部长工作作风实在，定事果断。如上所说，我在部里办过那么多次宴会，他在我面前从未说过一次好，或不好。我的想法是你没批评，也就放心了。只有一次，那是在北京饭店举办一个小型宴会，为的是给苏联某个专家颁发嘉奖。这次活动较为紧凑，送别专家后，我陪赵部长同乘一部电梯下楼，在电梯中他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今天办得好，简短，利落。事后我寻思，可能过去的宴会，不无拖沓、繁琐之处？他只是碍于礼节，未说罢了。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即1954年部机关刚搬到三里河时，100多个单身干部，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车道沟(当时算是远郊了)，上下班没有班车，就成了大事了。我立刻向部长打了报告，申请用“部长基金”三亿元（合现在的三万元）购买三辆大轿车用以接送(国管局拨的行政经费无此一项目)。我没想到，赵部长第二天就批下来了。于是我们马不停蹄，立刻办出支票，把三辆捷克产“斯柯达”大轿车开了回来(这种车在当时算是最新款式了)。

    1957年反右时，部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刘大明不懂技术，为什么能当技术司长?”我当时刚被任命为技术司副司长，我看了有点哭笑不得。自忖军工技术我不懂，但在技术司作个党支部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帮王立司长处理一些技术行政工作，还是可以的。更何况自己在印刷、出版、发行还是兜得转的，兼管好国防工业出版社，还是可以的。所以心里不免有点什么。没想到，有一天，赵部长在一次会上讲话时却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刘大明为什么不能当技术司副司长? 给我出了一口“气”。现在反右问题早就明确了，说也没什么意思了，不过这件小事，我还记得就是了。

    我曾向赵部长提过，如有可能，是否可去苏联工作一阵。当时他未置可否，我也把这件事忘了。1960年，我去捷克布拉格参加一个有关电子元件方面的八国经济情报会议当观察员。回国时途经莫斯科，在我驻苏使馆碰着了当时部驻苏代表谭伟同志，我和他以前没有见过面。他知道我是谁后，立刻表示亲热起来，并说：那年赵部长说你要来，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来。至此我才知道赵部长是曾经办过这件事的，大概后来因为什么下放，又是什么一、二机部合并等等，后来也就没事了。我当时对谭笑笑，你知，我知，也就过去了。从此，我虽然没有到苏联，但对赵部长是内心感动的。

    1960年，我到11所工作。一天，赵部长突然到所里来考察工作，我非常高兴。他在听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向我们大家问道：你们现在共有多少大学生? 我答道：最近又来了几个，现有总数是119个。他听后稍微提高了些嗓门说道：119个大学生，不少啦! 这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啦！我问你们一句，假如你们没有苏联专家帮助，你们自己干行不行? 我看完全行! 他的话，当时我们理解为是给我们打气。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赵部长是先来给我们打预防针来了。

    1960年秋天吧，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中央、部、司局厂所)，我作为所一级参加了。接待得很好，住在友谊宾馆，两个人一间房，地毯沙发“席梦斯”，很舒服，伙食也很好，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还天天可以吃到一些鱼肉，但管得较紧，市内的代表一般不让回家。大家也不大清楚会议将怎样开法。开会头一天，就到了许多高级首长。会议开了约一个月，中间聂老总来过，陈赓(抱病)、罗瑞卿大将来过，张爱萍上将来过，还有许多也记不清了。会议重点是检查二机部(这时已是一机部)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性质提得很高很尖锐，赵部长是首当其冲第一人。对四局局长(航空)王西萍“火力”也很凶。王就坐在我附近，主席台上主持人大声点道：王西萍来了没有? 站起来! 王很为难的不得不站了起来，好久不让坐下，会议气氛好不紧张。问题点到赵部长时，以张爱萍上将发言最为尖刻，他说：赵尔陆，你身为上将，国防工业部部长，对质量问题竟……。这些，在当时听来、看来，火药味是相当浓了，浓得有点令人承受不了。一次开午饭时，我正好和赵部长走个对面，我见他脸庞有点虚肿，眼睛有点缺神，心中很是难过，也没法和他说话(说啥呢)。后来大家体会出了一些，像是要往“彭（德怀）黄（克诚）”路线靠上去。最后，会开完了，大家对将来如何保证质量问题，学得了许多东西，对“彭黄”问题，也没听到什么结论性的说法，就纷纷回家了。

    过了一阵，得知赵部长被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工办主任，仍然抓军工。

    1961年，11所建制划给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入解放军序列。某年夏天，我们到北戴河学习。休息时到某专用游泳区游泳时，正好碰着赵部长和他的韩学忠秘书，部长的精神很好，我不可能和他谈好多话，只是问好、寒喧，和韩秘书则聊了一阵子，即行告别，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

    我深深地、永远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