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国大地，中华民族处在严重危难之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我党在东南国统区担任抗战文化方面领导工作的邵荃麟同志突然来到永安。

　　邵荃麟（1960-1971）是我党优秀的党员，杰出的文艺战士，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不幸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原籍浙江慈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他先后担任江苏省团委常委，在江苏、上海、杭州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参加上海反战反帝大同盟，任宣传部长，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1938年9月，受党的派遣，到金华参加浙江省文化小组的工作。1939年冬，东南局决定成立东南文委，任命邵荃麟为东南文委书记，冯雪峰、骆耕漠为委员。（参阅《辞海》三卷1021页）这次邵荃麟夫妇是奉党组织之命，撤离浙江到永安的。

　　永安是福建的战时省会。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与国民党"中央嫡系"有矛盾，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官员中，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明，接受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到福建来工作，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省政府搬到永安后，陈仪要创办一个出版社（即改进出版社），委任著名的翻译家、左翼作家黎烈文（注1）为社长。对黎烈文很信任，一切社务均由黎作主。黎先后创办了《改进》、《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等五种期刊后，很想创办一种文艺刊物，便写信给邵荃麟和葛琴，邀他们来永安工作。由于东南文委的工作脱不开身，邵荃麟没有来。1939年冬，邵荃麟向黎烈文建议，由王西彦（注2）去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三十年代黎在上海主编进步刊物《中流》时，王西彦是《中流》的撰稿者之一，和黎烈文有通信联系。黎烈文很爽快地同意了邵荃麟的建议，马上向王西彦发去了邀请电。王西彦走之前，邵荃麟具体地分析了福建的形势，指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广泛地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要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考虑到新办的刊物稿源不足，邵荃麟还特地拿了一部分稿件让王西彦随身带到永安。因此，王西彦是带着党的指示和委托到永安的。

　　当时的永安县是一个落后的山区，群山连绵，交通闭塞。随着省政府机关的迁来和沿海各城市的陷落，各方人士聚集于此。不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也相继到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因此，这一偏僻的山城顿时成为东南半壁的文化名城。

　　1939年底，王西彦来到了永安，与黎烈文商量之后，决定创办《现代文艺》，由王西彦主编。最初几期稿件主要是邵荃麟从浙江金华征集后寄来的。王西彦向邵荃麟请示之后，决定第1卷第1期的《现代文艺》要尽可能在作品的形象描绘里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在抗战？"因为从"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方针从军事打击改变为对国民党的诱降。国际上也有一股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在欧洲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同时，企图在东方牺牲中国，扼杀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就这样，即使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招牌还没有公开收起……'究竟谁在抗战'的问题就摆到全国人民面前，要求作出解答。"（注3）

　　《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于1940年4月出版了。这一期以邵荃麟的中篇小说《英雄》作为重点作品，在目录上印成黑体字。改进社长黎烈文写了一篇《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艺术不但是民族生活最正确、最具体的活历史，且也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与创造者"。在扉页上发表了一幅邵荃麟特意从金华寄来的万湜 思的木刻画《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这是邵荃麟的巧安排。其时，王西彦对决定发表这幅木刻画曾提出疑问。邵指示："刊出好了，要战斗，首先要求得生存。"（注4）

　　邵荃麟的《英雄》，描写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他原是给保长家干杂活的，却胡里胡涂地被送上战场，受了伤，又被锯掉了一条膀子，回乡后竟胡里胡涂地被当作"民族英雄"，重新送往战场。在作者笔下，这个伤兵的悲剧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伤残，而且在灵魂上处于麻木状态。这里面既有揭露，更有控诉，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谁在抗战"的问题，把读者引入深思。（注5） 

　　《现代文艺》创刊号从表面上看，好象颇为"尊重"蒋委员长关怀抗战受伤的士兵。实际上，却从作品的形象描绘中，揭露了国民党的所谓"英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果然，刊物出版后，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国民党省保安处长黄珍吾马上嗅出了《英雄》的问题，定个罪名叫"妨碍役政"，并由此推断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内潜伏着共产党，决定要查封《现代文艺》，要把这个初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中。事情闹到省主席陈仪那里。陈仪把黎烈文找了去。黎烈文竭力向陈仪作了解释，才把这件事了结。后来，黎烈文严肃地告诉王西彦："《英雄》这篇小说确实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不过要多加小心！好在这一期登了幅木刻画（指万湜思的木刻画《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我指给主席看了，他点点头，就不再说话，不然，出了创刊号，怕就出不成第二期了。"（注6）由此，可以看出邵荃麟这一位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的深谋远虑和纯熟的斗争艺术。

　　由《英雄》引起的风波平息了，《现代文艺》坚强地活了下来。此后一些进步作品的发表就比较顺利了。在第一卷第三期的《现代文艺》（1940年6月出版）上，又发表了邵荃麟同志的短篇小说《吉甫公》。周吉甫是乡间一个财主。自从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的景况越来越不妙，在苏州的布庄收盘了，怕挨日本鬼子的轰炸；手头有两三万的现金，要买田产又怕日本鬼子打过来，要存银行盘利息，又怕靠不住。最使他头痛的是"说什么通货膨胀了。"因此，他拼命地节省，也很吝啬。与此同时，周吉甫的弟弟周廷甫却在"八·一三"战事期间，发了横财，并且对人说："只要生意好做，管他打仗不打仗。"不用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小说中的周吉甫将每况愈下，以至破产。周廷甫这个冒险家也许将越来越抖，大发国难财。作者从芸芸众生中选取了这么两个人物加以描绘，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有力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现实：日本人打进来了，对汉奸和投机者有利。财主老爷尚且朝不保夕，一般平民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怎样一个世道呵！作品引人深思，促人猛醒。

　　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被击退了，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攻势下，蒋介石集团对抗战更加动摇了，积极准备再次掀起反共高潮。1940年5至6月间，浙江金衢特委被破坏，党组织命令邵荃麟、葛琴立即撤离浙江。时葛琴正怀身孕，北上有困难，决定南下福建永安，同行的还有杜麦青。这时的形势已很紧张，浙江国民党当局已经通缉邵荃麟。因此，他们三人只好改名换姓，分别化装成医生、司药、护士（邵荃麟化名邵梦白，装成医生，葛琴化名何桂贞，装成护士，杜麦青化名杜阴林，装成司药），坐长途汽车，一段一段地走。沿途多次遭到特务搜查。"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搜查在江山，他们住在江山一家地下党员毛鹏仙（毛鹏仙在皖南事变后被送进上饶集中营，至今下落不明）开设的小旅店里，半夜时分，小店突然闯进一个班的宪兵，翻箱倒笼，突然搜出一本英文书，里面有列宁的大照片，这自然是犯禁的书，单凭这本书就可坐班房。宪兵头子厉声责问："这是什么人？"在场的杜麦青和葛琴十分紧张。为了掩饰这种紧张，葛琴转身过去抓起一个桃子往嘴里送。而邵荃麟却若无其事地望了望书皮，沉首地回答：这个人你一定知道，是美国有名的诗人。接着说了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宪兵队长象认出了什么似的恍然大悟地说："知道，知道。"便放下书。（注7）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充分体现了邵荃麟的沉着、机智和暴露了敌人的愚蠢。

　　邵荃麟一行3人，历尽艰辛到达浦城，在地下党员林涧清接应下于1940年夏末到了永安，住进了中南旅运社。葛琴立刻打电话给黎烈文，说要找王西彦。黎烈文立即写了纸条差人送往永安城西八华里远的改进社编辑部虾蛤村给王西彦，通知王西彦立即进城。当王西彦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走进黎烈文的办公室时，黎神色严肃地说："邵荃麟来了，住在中南旅运社！"王西彦的一颗紧悬着的心一下松落下来了。因为王西彦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中断了与邵荃麟的联系，心里很不安。于是，立刻奔向旅运社。见面时，邵荃麟还是象平时那样的冷静、沉着，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从浙江逃出来的，其他地区一时去不了，需在永安住下来，请你设法安排。"（注8）王西彦马上赶回出版社去和黎烈文商量。这时已是深夜，出版社的几个办公室早已熄了灯，漆黑一片。黎烈文正在他办公室后面的小卧室里等待着，急切地想知道邵荃麟离开浙江的情况。王西彦按照邵荃麟的嘱咐，告诉了他，并提出怎样安置的方案。黎烈文答应第二天到上吉山官邸去向陈仪请示。

　　第二天一大早，黎烈文赶到离永安县城十华里的上吉山省政府主席公馆找陈仪，把邵、葛等3人的情况告诉陈仪。其时，陈仪早已知道邵、葛的到来，因为已有人向他报告过。经过黎烈文的劝说，陈仪表态说，邵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但离开永安不负责。而且，约法三章：只能留下邵、葛两人，杜麦青不能留；留下后不能搞政治活动；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

　　黎烈文去上吉山后，王西彦在城里焦急地地等待着。直到黎烈文中午时分回到城里，他的心才放下。黎烈文决定安排邵荃麟为《改进》月刊编译。不久，又聘请葛琴担任《现代儿童》的主编。而杜麦青，则由黎烈文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作为路费，让他前往安徽找新四军。

　　此后，邵、葛夫妇同王西彦一起，住在永安城西的一个贫穷、荒凉的小村子--虾蛤村。据曾经为改进出版社撑船的黄仕钦说："邵、葛夫妇刚到虾蛤村时，是住在离河边较近的横厢旧屋子里。不久，搬进一座单独的原作'肥寮'（即农家堆放草木灰、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房子）的破旧房子里去住，房子周围都是茅草，下去一点就是祠堂。葛琴的第一个女孩子（即是1940年9月10日出生的邵小琴）就是在这里生的。当时邵荃麟同志才40多岁（按：应是30多岁）葛琴还很年轻，他们做人很好，很和气，对我很信任。我每天下午撑船进城，第二天上午回虾蛤，主要是运送书报和改进出版社工作人员进城，运回的是纸张。邵荃麟整天写文章……"（注9）

　　邵荃麟和葛琴夫妇就是在一片荒凉的茅草丛淹没的简陋的破屋中，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紧握手中之笔，从事创作和翻译，不知疲倦地顽强战斗。

　　邵荃麟在永安期间主要是为《改进》月刊编译来自英、美、法等国报刊上的文章，并且抽出时间写作和帮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

　　在邵荃麟、王西彦的辛勤耕耘下，《现代文艺》成为永安改进出版社6种期刊中革命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等地也都有很大影响，对当时革命文化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编辑《现代文艺》的同时，王西彦在邵荃麟的支持和帮助下，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刊》，6册为1辑，第一辑里有短篇小说3册，剧本1册，杂文2册，这就是聂绀弩的《夜戏》、葛琴的《生命》、王西彦的《报复》、邵荃麟的《麒麟寨》、艾芜的《杂草集》、唐弢的《劳新集》。这些既有揭露又有控诉的文艺作品有如匕首投枪，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深恶痛绝。

　　四幕话剧《麒麟寨》写的是改造绿林好汉，肃清汉奸、团结抗日的故事。寨主邓志九是一个快60岁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交结豪侠，仇恨日本鬼子。萧子青是某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到麒麟寨引导他们走向抗日正道，在寨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邓志九的女儿邓秀姑对他十分崇敬。麒麟寨中另一个人物胡二太爷在山寨中充当邓的参谋。他与汉奸合谋投敌，制造萧子青与邓志九之间的矛盾，私设刑堂，将萧子青活活打死。然后拉了一批人马下山投敌……但他们的阴谋破产了。最后，胡二与汉奸被枪毙，得到应有的下场。作品结尾时描写在枪毙了两个汉奸之后，邓秀姑当众悲痛地说："……萧大哥死了，给汉奸们活活的杀死了，兄弟们，这是麒麟寨最大的悲痛！咱们枪毙了汉奸，萧大哥已经看不到了，可是--弟兄们，咱们有更大的仇人在面前！我们要把那些汉奸的祖宗--日本鬼子赶出去，这才真正的报了仇！"（注10）

　　四幕剧《麒麟寨》于1940年8月在永安第一次出版，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当时，正是国民党顽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他们诬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是"游而不击"。作品用它所描绘的生动形象雄辨地说明了：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光明磊落，不畏艰险，积极团结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共同抗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能够拯救中华民族！邓秀姑等一批年青人的成长，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这一政治主张的深入人心，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烂言。

　　除上述介绍过的中篇小说《英雄》、短篇小说《吉甫公》及四幕话剧《麒麟寨》外，邵荃麟到永安后创作、发表的作品尚有：《纪念鲁迅先生60诞辰》（1940年8月《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游击队员范思加》（苏·弗兰欧门著。《现代青年》第2卷第3期起连载）；《从"××风"谈起》（1940年8月《现代文艺》第1卷第5期）；《文章检讨会》（《现代青年》第3卷第1期、第2期）等等。

　　邵荃麟同志在被国民党顽固派通缉的情况下来到永安，与其说是隐蔽，不如说是更加紧张的战斗，居然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创作和发表文章。对此，国民党顽固派恨得咬牙切齿。邵荃麟一到永安，省保安处长黄珍吾马上知道了。开始，由于黎烈文对陈仪的劝说，陈仪没让黄珍吾下手。但黄珍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再次向陈仪请示，要逮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注11）黎烈文知道此事后，和王西彦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黎烈文去找陈仪。因为只要陈仪不点头，保安处长黄珍吾就不敢下手。陈仪还是说，邵荃麟、葛琴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这一方面体现了黎烈文的致力相助，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及对陈仪的影响。

　　1940年底，党领导的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电报，要邵荃麟去桂林参加国新社年会，并电汇路费200元。黎烈文大约预感到邵这一去将不会再来了，便与邵商量，希望他们留下，并将在编辑部里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邵说，不用安排了，我们迟早要走的。这时，葛琴同志分娩满月已过，恢复了健康，他们决定马上就走。黎烈文将此事征求了陈仪的意见，得到了他的允许。陈说："在福建境内他们不会发生麻烦，出了省界我可就管不着了。"（注12）黎烈文在城南一家菜馆为邵荃麟夫妇饯了行。1941年1月初，邵荃麟夫妇携带着邵小琴从永安动身，长途跋涉，经长汀、吉安、南雄到衡阳，一月下旬到达桂林。这实际上是党组织安排邵荃麟撤离福建的，开会一事只不过是借口而己。当他们正在湖南途中艰苦跋涉之时，果然看到了1月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知道了许多优秀的战士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许多亲密的战友英勇地捐躯的消息，心情异常沉重。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13）邵荃麟就是"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无论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他都在埋头苦干，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永安的战斗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永安人和全国人民心中。（成文于1987年7月）

　　注释：

　　（1）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译家。1932年12月至1934年5月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后又任《中流》半月刊编辑（《鲁迅选集》第4卷492页注一，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期间，大量发表鲁迅的作品，与鲁迅交谊甚密。1934年后，在鲁迅的支持下，参加"译文社"工作，1936年6月创办文艺月刊《海燕》，9月创办《中流》半月刊。1938年5、6月，接受著名化学家、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与黎烈文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之邀来到福建永安，以"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组建改进出版社。

　　（2）王西彦（1914--       ）：浙江义乌县人，革命作家。1934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委。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1939年参加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的编辑工作和"塘田讲学院"的教学工作。1939年底至1941年9月，在永安主编《现代文艺》月刊。此后，先后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任教授。1952年调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起从事专业创作。50多年来，曾创作长篇小说《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穿越废墟》、《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等8部；中短篇小说《夜宿集》、《乡井》、《乡下朋友》、《新的土壤》等10余集；散文《炼狱的圣火》、《忧伤的世界》、《晚望》、《北美之旅》等集；长篇自传性回忆录《乡土·岁月·追寻》；论文集《第一块基石》、《书的生活》、《飞翔和大地》等集。中、短篇小说已选编为《王西彦早期作品选》、《王西彦小说选》、《王西彦中篇小说选》；散文已选编为《王西彦散文选》。除理论外的部分作品，已编出5卷本《王西彦选集》。曾先后出访美国、加拿大和南斯拉夫等国。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上海分会副主席。
　　（3）、（6）、（11）、（12）王西彦：《回忆荃麟同志》、《收获》1980年一期。
　　（4）、（8）王西彦：《〈现代文艺〉与邵荃麟》（访问记，《永安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七期）。
　　（5）王西彦：《山丛里的篝火》、《新文学史资料》1986年1期。
　　（7）邵小琴：《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新文学史资料》1983年2期。
　　（9）黄仕钦：《在为改进社撑船的日子里》。（访问记，永安市委党史办1984年7月存）。
　　（10）《现代文艺丛刊》（4）《麒麟寨》112页，1940年8月，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
　　（13）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