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促刘湘抗日反蒋

         1935年1月，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派张曙时前往四川。临行前，还将流寓在上海的吕一峰(共产党员)和傅春吾两人介绍给他，配合他在四川的工作。张曙时乘船溯江而上，在万县稍作停留后，到重庆上岸住了下来。当时，四川地下党已遭到全面破坏，仅有的党员也疏散了，无法接通关系。张曙时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随着日军的入侵，我国民族矛盾上升，随着国民党军借口围剿红军而涌入四川和蒋介石集团借机将“四川中央化”，又必然会激化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这正是做好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上层人士参加抗日，发展四川的抗日形势的一个好时机。
        这时的刘湘被蒋介石委任为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督办，掌握四川军政大权。但随着蒋军的入川，蒋介石分化四川各军阀、消除异己，特别是“党化四川”和“省府由重庆迁往成都”的提议，使刘湘感到十分恐惧烦闷，但又手足无措。张曙时通过傅春吾，从士绅卢子和那里了解到因刘湘财产及商业皆在重庆，从而不愿省府迁往成都的信息后，主动以与刘湘有交情的傅春吾的名义给刘湘写了封长信，分析国内外时势，着重指出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严重危险，强调了四川在将来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劝告他“以抗日为中心的号召，造成四川为中国抗日政治的中心”。为此，应“把省府迁到成都，脱离中央势力的压迫，与四川各军联络起来，共同保卫四川”。刘湘读后十分感谢，并要求以后“常常赐教”。这促进了刘湘下决心脱离蒋介石的挟持，也使刘湘从中受到抗日宣传的影响。此后，张曙时赶赴成都，以担任民本体专校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积极而有计划地争取刘湘的亲信人物。特别是将刘湘所倚重的核心人物郭秉毅发展入党后，他就直接领导郭去做刘及其下属的工作，使刘逐步转向抗日，成都的救亡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的形势下，日本商人和间谍分子也纷纷涌进成都。除已暗地在大川饭店设立机关外，经蒋介石政府允许，还准备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此事被披露后，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人们潮水般涌入大川饭店，高呼抗日口号，打死打伤日本人各二人，捣毁了专卖日货的商店，史称“大川事件”。事后，因受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责难，刘湘感到难以处理时，张曙时立即通过郭秉毅向刘陈述：这个事件是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是群众爱国行动，是一件“偶发事件”，主要责任应由日本承担。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出发，当以地方事件来解决。最后，刘湘同意这一处理意见，把打死的日本人埋葬，对打伤的给以医疗费后送出川境。对此，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经此事件，刘湘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更鼓起了他联合四川各抗日派别，充当四川抗日领袖的雄心。不久，刘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蒋介石不抗日，我们要抗日!”后来，刘湘亲率川军奔赴抗日前线，川军在抗日战争中亦做出了重要贡献。

奋力复建川渝地下党

        张曙时在极力打开上层并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又以很大精力深入下层，着手发展群众运动。他利用在校教语文、历史课的有利条件，唤醒师生的爱国救亡热忱，逐步在他周围形成了一批批思想进步分子。然后，又通过这些骨干分子去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如半月刊《力文社》、《建设晚报》、《妇女周刊》等。
        为了巩固和发展全川的抗日形势，张曙时积极支持韩天石等人发展成都的“民先”组织，并通过它去联合各抗日团体，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由他亲自发展的党员刘传茀加入重庆“救国会”，与重庆救国会负责人、党员漆鲁鱼合作。自此，重庆救国会及其所属秘密“学联”，秘密“职青救”，秘密“文救会”，秘密“工救会”等都根据张曙时的指导精神，按“民先”的形式建立起来，成为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张曙时还亲自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据熊复回忆：当时，“张老(曙时)根据中央的指示，一面做上层统战工作，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由他一个一个地吸收，够了三个就编成一个小组”。“张老对我进行了审查，并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吸收我入党”。从1938年8月起，先后发展了周沿江、吴均、林露、郭秉毅等入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1935年四川省委被大破坏以来的第一个基层党小组。后又在学生和教师中吸收了十余名党员。1937年，张曙时又要刘传茀在重庆积极发展党员，特别是吸收经过斗争考验的抗日积极分子入党。
        为了取得中央的指示，张曙时于1937年3月离开成都前往延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汇报工作。经中央研究，决定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四川，继续开展活动和发展党的组织，而将统一战线工作交由李一氓负责。张曙时根据中央关于由反蒋抗日转变到联蒋抗日的方针，进一步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同年冬，邹凤平、廖志高从延安抵蓉，成立四川省工委，张是委员之一。1938年10月，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别建立川东(在重庆)和川康(在成都)两个特委。张曙时除任川康特委外，还兼任统战部副部长，继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一直到1940年6月转移返回延安，从而结束了在四川近十年的艰苦的地下工作。四川、重庆党组织经过恢复和重建后，在中共中央及其南方局领导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大后方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