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狂飙突起的革命风暴，不仅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位北伐将领的一生，他就是黄琪翔先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7月29日，黄琪翔参加了汪精卫等主持的庐山“分共”会议，察觉到反动派即将逮捕和杀害著名共产党人时，他连夜派人下山，秘密通知高语罕、于树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迅速离开该军，使他们逃脱了反动派的魔掌。

　　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后，面对残酷的斗争，黄琪翔内心十分痛苦。他既不愿追随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反共反人民，又没有勇气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此郁郁于怀，无所适从。他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军中所存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

　　汪精卫因在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斗争中，没有捞到实权，便与粤系军阀张发奎相互勾结，企图据有广州，排挤桂系军阀李济深，以另组中央党部。于是张发奎命黄琪翔率第四军从驻地江西九江出发，开回广东，发动了“张黄事变”后，夺取了广州军政大权。张发奎自任广州军事委员会主席，黄琪翔兼任广州卫戍司令。此时已是11月的下旬，距广州起义的时间不足一个月。

　　苦心培植自己势力的汪精卫，探知以叶剑英将军为首任团长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都是“赤子赤孙”、“该

图为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继续谈判，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同国共两党谈判代表的合影。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叶剑英、张群。

　　在会议上，顽固的广州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紧跟汪精卫，主张大开杀戒，肃清共党，而参谋长叶剑英则极力担保。黄琪翔也站在叶剑英一边，不赞成解散教导团，最终导致汪精卫的指示落空，教导团也免遭解散。此时，中共中央已决定举行广州起义，而正是这支被叶剑英和黄琪翔保护下来的部队，成为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

　　当时，为抵抗桂系军阀卷土重来的进攻，1927年12月7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以西路总指挥的名义前往肇庆督师，军中后方所有事务交由参谋长叶剑英“代拆代行”，便离开了广州。

　　同一天，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在广州秘密举行的工农兵代表会议上，宣告了广州起义的具体日期是12月13日，而黄琪翔督师肇庆，叶剑英掌握代拆代行军中事务的权力，无疑为广州起义提供了有利时机（广州起义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即为叶剑英）。

　　最新揭秘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历史资料中，存有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1928年2月15日于莫斯科秘密）。谢苗诺夫在报告中说，广州起义时，“说服张发奎、特别是说服黄琪翔投诚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做。”又说，“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时机。黄琪翔对这一点（指国共合作——作者注）很感兴趣，他是张发奎的助手，是个杰出的年轻将领，对苏联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他在自己军队里容留共产党员比

周恩来与黄琪翔

　　由于中共设在广州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武器转运站被朱晖日主管的警方发现，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同时，教导团内也有人告密，于是张发奎察觉了共产党要在广州暴动的事实。据谢苗诺夫的“秘密报告”称：“张发奎寻找中共代表要进行谈判，但省委拒绝与他对话。”于是张发奎驰电肇庆，电令率部防御桂系李济深集团的黄琪翔返穗，商讨对策。

　　但是黄琪翔不知，在12月9日至10日两天内，汪精卫连续给陈公博（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李福林（第五军军长）等拍来四封密电，急切要求他们“坚决反共”，而且矛头直指黄琪翔。

　　12月9日的来电称：“黄琪翔兄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恳请向华（张发奎）兄英断，请琪翔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

　　同日又电：“同人等一致决议请兄（张发奎）认真纠察，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所谓“纵容共党者”，不言而喻，指的就是黄琪翔将军。

　　12月10日的来电：“黄琪翔同志掩护共党，例如著名共党廖尚果竟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12月10日，身为“护党军”前敌总指挥的黄琪翔，接到张发奎的电令，放下前线战事，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急返广州，商讨所谓的时局大事。

　　黄琪翔抵达广州的当夜——即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军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处决了张发奎派来监视该团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和15名反动军官，逮捕了营连级军官数十人。3时30分，以教导团为主力，联合警卫团、工人赤卫队、农团，向指定目标进攻，激战至拂晓，除第四军军部等少数据点外，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及国民党政军警机关均被起义部队及工人赤卫队占领并解除武装。

　　据张发奎回忆，当日晨两时半，刚返广州的黄琪翔和陈公博已住在东山休息，张发奎“忽然接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谢婴白的电话，说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大概是共产党开始暴动了。”“当谢婴白在电话中向我报告尚未说完，电话即中断，我猜想电话局一定被占领了。”于是，张发奎叫起了黄琪翔和陈公博，三人只身逃到广州河南的海幢寺，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去了。

　　11日深夜，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军事总指挥叶挺提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宜坚守广州，应主动转移到海陆丰去开展长期革命斗争。这一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被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责为“动摇”、“主张去当土匪”。起义军内部产生分歧。

　　12日拂晓，李福林、薛岳部队猖狂反扑，形势急转直下。中午，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驱车返回指挥部途中，在黄泥巷口遭敌机器工会体育队袭击，中弹殉难。

　　当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的杨殷同志，在1928年第3期《红旗》周刊上撰文道，“13日敌人向广州包围时，在海上用兵舰的大炮向市内射击，着地开花，以至房屋焚烧极多，进城时著名土匪的李福林军队及薛岳新编的土匪，趁机放火、抢劫，被难者何止千家。更呈其凶残，逢人便杀，因勒索不遂而被诬为共产党者为数甚众。”“更将工友包围屠杀至三千余人，尤其是红花岗、东较场、观音山三处，每处五、六百人，用机关枪扫射。”

　　叶剑英元帅曾回忆道，“国民党军队进入广州后，进行血腥大屠杀，尸骸遍地，血流成渠，是役殉难的军民5700多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哈西斯等五人也遭杀害。

　　广州起义失败。广州城再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2月14日，国民党当局发布命令：“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张发奎、陈公博，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公安局长朱晖日，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19日国民党又公布了新的任命，“李福林就任广州政治分会临时主席，薛岳为广州戒备司令，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仍任公安局长。”

　　随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以正视听”，继续“查办”广州起义的责任，黄琪翔在劫难逃。据国民党《广州事变上海会议》中记载：“黄琪翔本人，既为倾共派，故共派重要分子，咸往依之……”说明反动当局认为，黄琪翔纵容和任用共产党人，是导致广州起义的重要原因。

　　在国民党右派的讨伐声中，黄琪翔被迫流亡德国。